接生婆早已准备好。陈慧在门外焦急地等待，来回踱步。不久，房内传来弱弱的婴儿啼哭，接生婆高兴地呼：恭喜府君，夫人诞下小公子。
此时，瑞云降吉兆，天气含温和。陈氏望门大族，根深老树又发茂盛幼芽。
这小公子正是将来的玄奘和尚。
玄奘，生卒年600年（或作602年）至664年，俗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出身于儒学世家，年幼的时候，便人品出众，聪慧超群，八岁便通《孝经》，誉为神童。
陈祎二兄陈素，早年出家在东都净土寺，号长捷法师。
陈祎自小听二哥诵念佛经，十一岁时便自诵维摩经。二哥大为惊奇，认定三弟是佛门中人。
十三岁时，陈祎便追随出家为僧的二哥踏入佛门，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号玄奘。
十五岁时，与二兄住入净土寺，从此专门受业。
这天，净土寺景法师为众僧讲《涅磐经》，玄奘小小年纪打坐在蒲团上，听得认真又专注。景法师讲完后，众僧懵懂，惟听一嫩稚声发起：
“法师，‘涅槃之道，空有不住’，这‘空有’作何解释？”
这是玄奘的声音。景法师心下一颤，才十几岁年纪，发的问便如此深奥，看来真正是佛门中人。
法师简要做了回答。玄奘又问：“经上讲涅磐者，‘体是寂灭，无为安乐’，如何寂灭后便享有安乐呢？”
三言两语，便让景法师刮目相看。之后，景法师特地为玄奘做了专场讲解。
不久，寺里严法师开讲《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大乘瑜伽派基本论书，印度僧人无著撰，这时，汉译本是北魏时期来华的印度僧人佛陀扇多所译。佛陀扇多对汉语并不精通，有些译法玄奘感到不好理解，提问严法师，严法师也给不出好的答案。
玄奘天资聪颖，听各法师讲诸般经论，一学即通，武德元年（618）玄奘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罗学佛，崭露头角。武德五年（622年），离开成都，游历至荆州、吴会、相州等地，结识了沙门道深、慧休、法常、僧辩、玄会等，切磋佛法义理，学问日益精湛，吴蜀荆楚，莫不知名。
武德末年，到长安大庄严寺。研习《成实论》《俱舍论》等，皆一遍而通其要旨。24岁时，不仅长得仪表堂堂，清矍超凡，更是精通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经典，年纪轻轻便成为三藏法师。
大唐统一了。天下趋于安定。但是此前大隋国祚短促，来不及开展文化建设就天下大乱。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经书佛法的翻译错讹百出，极大地影响了经义的研读。各门各派讨论虽相当激烈，但认识分歧极大。
在对佛经的研究中，玄奘广泛接触各门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精心研读《摄大乘论》和《瑜伽师地论》，对与两论有密切关系的《毗昙》学论书，也加以精研，总感觉四谛的解释不能圆满，怀疑其译经有误。
早期佛教的弘法主体是西域以及天竺僧人。据统计，汉代东来译经僧人十人，其中，来自天竺的仅仅四人，六人来自西域；三国魏、吴两国共有外国译经僧人十人，来自西域的七人，仅有三人来自天竺；西晋时外来译经僧五人，来自天竺的仅有一人。
早期佛教之传入，是经由西域进行的，而且是以西域僧人为骨干的，因而许多佛教经典并非直接从梵语译出，而是由古代中亚地区的所谓“胡语”转折译出的。这样的一再转译，再加之译人的不谙汉文，使得译出的经典难于满足中土弘传佛法的现实需要。
玄奘出家后西行前的十余年间，于国内学习主要有三大重点：
一是《大般涅槃经》，阐述“佛性真常”及“阐提有性”思想的经典；
二是以《摄大乘论》为代表的建构唯识思想体系的论典；
三是小乘佛教的经典。第一类重点放在真如佛性，探索成佛的必然性；第二类重点放在心识差别，讨论“惑业”与“果报”的关联性。而他所接触的部派论典，以“有部”、“经部”为主。
这些部派，彼此间在诸如“三世有”与“现在有”等等众多问题上，观点常是南辕北辙；它们更与大乘法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见解差异。
名家先辈，又各执一词，舍本逐末，捡花弃果，南北学派，争是论非，莫衷一是。
玄奘于是发愿到佛教发源地广求异本，以解心中之惑，以释众人之疑。
恰逢中印度僧人颇蜜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拉共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是研究佛法的最高学府，里面的戒贤法师佛学素养深厚，通晓一切佛法经论，讲学规模庞大，讲授的《瑜伽师地论》精妙无比，总摄三乘。
玄奘坚定了游历印度的决心，坚定地踏上西行的道路。
前路漫漫，不知道有多少艰难险阻等待着玄奘。
玄奘和尚发愿去印度取经，但是此时国内外形势十分紧张，并不允许他能如愿上路。
6世纪中叶，游牧于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兴起，522年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汗国。
583年，突厥汗国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为界，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两大势力。
对中原地区构成极大威胁的势力，首当其冲的是东突厥。
隋末唐初，东突厥强大起来，“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势力范围大体上“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今天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的整个蒙古高原及贝加尔地区都处于东突厥控制之下。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九月，东突厥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围炀帝于雁门（山西代县）三十三天乃解去。
此后，东突厥乘隋崩溃之机，不断进犯北部边境，掠夺汉族人民。当时称雄一时的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高开道等，慑于突厥兵威，“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
唐高祖起兵之时，也曾派刘文静北使突厥交好。武德二年，突厥颉利可汗立。此时，唐王朝已接近完成统一，突厥可汗却日益加紧对唐的干涉，史称颉利可汗“兵马强盛，有平陵中夏之志。”
武德五年（622年），颉利可汗围攻并州，掳掠男女五千人而去。武德七年八月，更自原州（今宁夏固原）大举南侵，万余骑兵直达豳州（今陕西彬县），离长安不到二百里。唐高祖几乎焚弃长安迁都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州）。幸而李世民坚决反对，率兵抵御，突厥旋即退兵。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刚取得帝位，颉利可汗趁唐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又率十余万骑直抵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唐太宗亲自指挥大军布阵阻击，旌旗铁甲遮蔽原野，“军容甚盛”，颉利可汗悬军深入，不敢冒险决战，请和，唐太宗厚增金币，颉利可汗引兵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