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体验就是——我的课余生活被安排得像军事基地一样：周一和周四是钢琴课（她坚持认为音乐能培养情感，尽管我弹了十年的钢琴，最爱的音乐依然是她不太认可的摇滚乐），周二和周五是游泳训练（“强健的体魄是一切的基础”，即使我曾暗示过更喜欢篮球），周三是辩论社（“一个人说话的方式决定了他思考的方式”，虽然我其实更想加入即兴表演社），周六上午是志愿服务（“培养社会责任感”），下午是国际象棋俱乐部（“锻炼策略思维”，尽管我一直幻想着某天能尝试电子竞技）。
周日似乎是唯一的休息日，但实际上是用来预习下周内容和准备各种竞赛的。
我的童年比大多数成年人的工作日程还要满。
“自由时间”这个概念在柳溪阳的字典里基本不存在。
小学四年级时，我迷上了漫画，偷偷用零花钱买了几本《航海王》。
结果被妈妈发现后，不仅漫画被没收，还被迫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检讨，题目是《如何合理利用时间资源》——是的，连检讨的题目都这么正式。
初中时代，当同学们讨论最新游戏或者流行歌曲时，我只能在旁边假装对代数方程更感兴趣。
高中时期更是如此，当别人谈论最新的电影或者明星绯闻时，我只能保持微笑或者转移话题，仿佛这些话题是某种传染病一样需要避而远之，因为在柳溪阳的世界里，这些都属于“浪费生命的无意义娱乐”。
我的房间每周都要按照妈妈的标准彻底整理一次，书籍按照学科和难度排列，文具按照使用频率归类，连袜子都要按照颜色和厚度分门别类。“我的衣柜里挂着清一色的“得体”服装——浅色衬衫、深色裤子、素色毛衣，就像某种制服一样单调。高中三年，我甚至习惯了每天早上用小尺子测量头发长度，确保不会超过妈妈规定的“教养良好的界限”。不夸张地说，我的头发长度可能是全校最稳定的。
进入大学后，我选择了传媒学院的新闻专业。
这个选择既源于对妈妈职业的尊敬，也是我自己的兴趣所在。
尽管妈妈从不明说，但我知道她内心希望我能够继承她的衣钵，成为下一个“真相守护者”。
我确实喜欢写作，对真相也有天然的好奇心，但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这个领域——也许是多媒体报道，也许是纪录片制作，也许是——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部关于一个戴着猫耳朵的男仆揭露社会真相的漫画小说？
虽然选择了家所在城市的大学，但我几乎是使出了“十八年来积累的所有辩论技巧”争取住进了学校宿舍，理由是“建立全面的大学体验”和“培养独立生活能力”——这些都是妈妈无法反驳的教育理念。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没有固定的起床时间，没有精确到分钟的日程表，没有每周的房间检查。
我可以把电影海报贴在墙上（已经贴了三张），可以熬夜看小说（虽然第二天总是后悔），甚至可以把零食藏在枕头下面（目前藏了两包薯片和一盒巧克力饼干）。
虽然周末仍需回家，但周一到周五，我终于体验到了什么叫“自由呼吸”。
第一周我甚至故意把袜子扔在地上，就为了体验那种“混乱的自由”，当然，三小时后我还是把它们捡起来并按颜色叠好了——有些习惯确实改不掉啊！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放纵，这点我很清楚。
妈妈多年的教育已经在我的血液里生根发芽，我无法也不想完全抛弃那些好习惯。
我仍然保持着笔记整洁，按时完成作业，参加有意义的校园活动。
不同的是，现在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强制执行的规定。
我开始尝试新的社交圈子，加入了摄影社和校园电台，结交了一些有着不同背景和兴趣的朋友。
我甚至开始偶尔染发（只是稍微挑染几缕深棕色，远没有到藤原经理那种紫色渐变的程度），在衣橱里增添了一些带图案的T恤和破洞牛仔裤——这些都是在家时绝对不允许的“叛逆举动”。
我的室友看到我第一次穿破洞牛仔裤时夸张地摸了摸我的额头：“慕承远，你是不是发烧了？”
我需要一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独立——虽然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毕竟我不想每次想买游戏或者新衣服都要向妈妈解释用途。
（“妈，这件T恤虽然有卡通图案，但它传递了环保理念”）；更重要的是，我需要这份工作来帮助我找到真正的自己，拓展我的社交圈和生活体验。
十八年来，我一直是“柳记者的好儿子”，我想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标签，我会是谁？
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能让我感到舒适？
什么样的社交方式最适合我？
猫耳咖啡厅看起来是个完美的试验场——它足够新奇，足够有挑战性，也足够安全，而且工作时间灵活，不会影响我的学业。
最重要的是，它和我过去的生活如此不同，简直像是平行宇宙的入口。
妈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我最敬佩的人。
父亲在我六岁时因车祸离世，从那以后，她就独自扛起了整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