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裸的地域黑，不值得学习。但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地域黑其实一直出现，就像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看不起宋国一样。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
被寇准看不起的江西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都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
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
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
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
宋太祖一朝，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手中，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
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增同年之谊。
新科进士们除燎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现在还是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
宋朝的党争带来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权的扩大与相权的扩大。
当皇帝比较聪明有手腕的时候，他可以游刃有余地控制两派的党争；比如宋太宗就相当轻松地打击了赵普、赵昌言的党争。
但当帝国皇帝能力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就会出现宰相的权力做大的现象；在南宋一代大奸相秦桧的权倾朝野就是明证。
寇准在家中设宴席、搞舞会看起来是吃吃喝喝、游乐戏耍，但结党的目的十分明确。
这一日寇准抱着舞娘“蹦嚓嚓”一阵子后，跟李迪、周怀正几个心腹之人凑在一起吃酒，吃酒期间免不了议论皇太后刘敏带着皇子赵受益便服出行的事。
几个人没有谈论几个回合，便见门子来报：“寇相爷！圣旨到！”
寇准、李迪、周怀正听圣旨到，惊慌失措地慌忙跪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
驸马千岁卢成玉在宣旨太监段立的带领下来到舞会现场。
舞会现场布置得很昏暗，大白的里面的窗户全被窗帘子给罩着；走廊上燃烧着胳膊粗的蜡烛，寇相爷的奢侈窥一斑可观全豹。
卢成玉和段立走进去，段立喊了声：“寇准听旨！”
寇准跪在地上应答一声：“老臣寇准听旨！”
宣旨太监段立将手中的杏黄色圣旨打开来宣道：“奉承运，皇帝诏曰：寇准速去华洲听命刘皇后；处理恶霸强占、扩张土地一事。钦此。”
段立宣旨一毕，扯开嗓音道：“寇准接旨！”
寇准诚惶诚恐道：“臣寇准接旨！”
寇准着从地上站起身来接过段立手中的圣旨看过一遍，张目结舌地看看卢成玉道：“驸马爷是不是从华洲赶回来？”
卢成玉躬身一礼道：“微臣正是从华洲赶回来，刑部、大理寺借干吏已经在万胜门外等候，还望寇相爷准备准备马上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