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瘸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
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佑更化”。
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
孔子：“君子群而不党，瘸而不群”。
意思是：君子不结党，人才结党。
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人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
宋真宗时，江西人王钦若出任宰相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
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也就是，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宋朝的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党争的现象；但是他们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暗的心理又为宋朝党争埋下了种子，直至党争的种子生根发芽野蛮生长，乃至形成无法收拾之势；这是宋朝党争的一个主观因素。
宋朝形成党争，并非一个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文化中的种种特质也决定了任何一个帝国，都会容易形成党争；不过宋朝的某些政策恰好提供了土壤而已。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因簇域和血缘的观念极为强烈。
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非常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同宗、同乡、同事、同学等，极容易形成利益团体。
而大家有着共同的心理结构，抱团取暖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在宋朝的党争中，既有地域之间的抱团取暖，也有科举考试同年之间的惺惺相惜；至于是否政见不同，是否是国是之争，崇高的目的在利益面前早已经不重要了。
也就是，党争从最先的国策之争；已经发展到事关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利益之争了。
南宋的奸相秦桧便是明证，他大肆提拔任用自己的儿女子孙、同乡，形成了强大的派系，几乎把控了南宋朝廷的所有权力。
原本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下”的知识分子们，在忽左忽右的政治风向中无所适从；道义早已经被放在一边，只有利益才被放在正中的位置。
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秦桧一派，那么就变本加厉巴结秦桧；不是秦桧一派就想方设法攀上秦桧一派。
所以有人，南宋的士风已经糜烂；原本在理学浸润下的知识分子，终于集体进入了荒唐堕落的深渊；没有几个人能幸免。
地域文化的冲突，在宋朝党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宋朝早期，来自北方的官员在朝廷内占据多数，北官看不起来自南官。
寇准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曾经公开发表地域歧视的言论；公开拒绝任用来自南方的官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