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土地兼并非但不影响政府的收入，反而降低了收税的难度。
因此抑制兼并短期内并不会给政府带来太多利益。
“宋太祖的指导思想是‘藏富于民’，不管兼并者如何富有，只要在大宋国土之内，通过赋税，最终会归国家所樱”
再一个就是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在这种经济发达的情势下，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自然要作为商品卷入市场。
宋代权势阶层实现对土地的占有，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一、合法的土地交易；二、诱骗（如向土地拥有者许诺可以免除赋税）；三、非法放贷和胁迫（放高利贷导致农户破产，借机胁迫农户交出土地所有权）
“富者有赀可以占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者之夫率属役富贵者矣。”
宋初宰相王浦之父“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
秦桧的一个下属王历都“寓居抚州，恃秦桧之势，凌夺百姓田宅，甚于盗寇，江西人苦之。”
宋朝政府将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拥有少量土地，需要纳税和维持公共秩序；而客户没有土地，亦不需纳税。“但大地主阶级事实上不受慈级划分，也免于劳役和纳税，上述义务全由农承担。”
宋神宗时，名相王安石试图通过变法改变这一情况，但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改革以失败告终。
总之，宋朝政府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导致了土地高度集中在某些特权阶级手中的社会象。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放开对稀缺资源的管制，允许其在竞争市场上自由交易，无疑是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的最有效途径。
下达了“不禁兼并”诏令的宋太祖，可以有着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眼光。
事实证明，宋代开放的土地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粮食产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对土地私有的承认和对垦荒的鼓励（新开垦的土地一律不需纳税，对开荒成绩显着的县加以褒奖），促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以至于耕地面积激增；二是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被创造和采用（弯锄、铁耙、龙骨翻车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三是租佃制度的完善使得农户可以用较低的代价获得生产资料，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发挥了显着的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扩大产量，更新技术，结果却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
而国家“看的见的手”不断旁敲侧击，进一步将两宋推向封建社会物质繁荣的顶峰。
宋代土地政策的积极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土地兼并的盛行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
为解决这一问题，宋朝政府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业等行业，‘五行八作’这一成语就产生于此时期，从一个侧面明帘时行业之多以及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手工业的发达，又进一步导致商品经济的繁荣，从张择赌名作《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荣光的片影。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土地兼并往往是农民起义爆发的诱因，因此历朝历代才会对兼并现象大力遏制。
但这一现象最为严重的宋朝，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方腊、宋江起义都未对政权构成威胁）。
可以，“不抑兼并”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然而应该指出，缓解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矛盾。
如果不是蒙古饶入侵打断了南宋社会的发展进程，赵家王朝恐怕早晚也要在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中瓦解。
同样是土地的高度集中，英国在这一背景下走向了工业革命（圈地运动），而中国社会却屡屡因此而陷入动荡不安，其原因究竟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