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跟真正的权贵打交道，那就得学会接纳安静才行。因为沉默也是一种特权，只有站在权力那端的人，才熟练地掌握沉默的用法，让安静成为铜墙铁壁一样有密度的东西，无形地给旁人施压。
但权西森无所谓，他是在山里居住了三年的人，这点静默根本不算什么。
他陷在沙发里，舒舒服服地喝着送上来的龙井，打开盖子吹了吹，浅尝一口。
此时上海的温度已经在零度以下了，但这个半开放的建筑依然能保持着十多度的气温。
权西森看着下沉庭院的地面，非常确定气温应该是从那里来的。
资本家真是要死，搞个庭院都会考虑到室外温度，电费不要钱的吗？
杜先生就叫杜先生，权西森从来都没搞明白过他究竟是做什么的，姓什名谁，可能他费尽心思打听，或许能知道一点风声。但他毫无兴趣，反正知道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红泥的股东构成是很复杂的，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红泥都没有过盈利，产出一塌糊涂，公司架构几乎不存在，规划为零，目标为零……几乎全靠投资人养着。
权西森迄今都不知道他爸是从哪儿认识的这些宝贝，跟个神棍一样，集齐了中国各式各样的老富豪。
这些人里，有些是真爱好葡萄酒的，有些是看好葡萄酒行业的，唯独杜先生两者都不属于。
杜先生崇尚的是贵族那一套，他的阶级意识特别强烈，要上流，要尊贵，要跟凡人有壁。
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如果想要盘活一个行业，只有高端线是不可能的。权西森的计划是做下沉市场，做罐装香槟，诚如顾西穗所说，还是要扩张产业链才行。
香槟其实是个专有名词，准确的分类其实是起泡酒，因为农业保护制度，只有法国香槟区产的才能叫香槟——这有点像老花包和LV之间的关系，虽然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出老花包，但提到老花，你还是会优先想起LV。
不过杜先生根本不同意，他说：“我投资红泥就是为了拥有一款只属于我的葡萄酒，如果人人都能在便利店买到，那我为什么要花钱？”
“所以我想买回你的股权。”权西森道。
其实投资一个小酒庄是很便宜的，最早的时候几十万就能搞块地，当地政府还会大力欢迎。
他听马勤远讲过，二十年前他们还觉得挺对不起那些来投资的人的，贺兰山上什么水路电路都没有，人家想种个葡萄，还得自己花钱拉水电，政府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怂恿村民们一起帮忙，人工免费，投资人出个成本就行……
而权成飞是那批人里最大方的一个，于是就成了当地政府的大恩人。
然后随着GDP的增长，投资一个小酒庄的价格从几十万变成几百万，再到几千万。
杜先生就是那个时候注资红泥的。
他名下的企业有很多，包括并不限于酒店、餐厅、旅游业……依着他的话，红泥根本不愁没有销路，然而权西森要考虑的并不单单只是红泥，他在考虑的，是整个贺兰山。
疫情两年之后，葡萄酒的实体店经销商就撑不住了，开在北上广深四地的还好，依然有客流量，但二三线城市则因为时不时的封城、以及消费者在后疫情时代的谨慎，导致大量的店铺倒闭，彻底封死了精品葡萄酒的扩张道路。
食品饮料行业不一样，想要培育市场，必须要靠当地商家出一份力的。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资源远没有一线城市那么多。很多地方，国产葡萄酒的爱好者只靠一间小店聚集着，时不时举办一次品酒会，就足以拉来更多的客人，并带起线上的销售。
可是把销售压力放在这些经销商身上，是非常不道德的。
他需要更大的大腿参与到这个行业里。
比如那些做啤酒的品牌。
老牌企业需要新产品来注入活力，有完整的生产线、销售链，小酒庄可以提供新思维和技术支持，而中国的葡萄酒产区则需要消化存量……
他并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可是总得去试试，因为还有时间、精力、以及足够的金钱去想这些的，可能只剩下他这种家里有矿的年轻人了。
他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孤立无援。
他很平静地跟杜先生说：“我非常感谢我爸去世后你帮衬了我一把，介绍足够多的资源给我，不过我有我的计划。时代在变，仅靠高端产业是拉不起来这个行业的，所以希望你能退一步——”
他也没办法直接说，那些旧思维全都过时了，世界在变，市场在变，消费观念也在变，一直墨守成规，是注定会死的。
杜先生只是眯着眼睛坐在那里，微笑着，没说话。
权西森则用手巾擦着手，顺便用余光扫了一眼墙上的张大千，和杜先生身后的佛头——这帮人怎么就那么喜欢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