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和阿尔玛是马德里自治大学文哲系的教授，尽管暑假已至，他们无需去学校上课，但他们生性温和慈爱，向来对学子们关爱有加，因此依旧敞开家门，欢迎硕士生、博士生和年轻的学者们前来拜访。而我也能参与到这些才智之士的讨论之中，受益匪浅。
马德里夏季的白日炎热而漫长，光照时间极其充足，直到晚上十点钟，太阳才依依不舍地西行休憩。
我常常睡到早上九点钟醒来，上午的时光一般在家中度过。我喜欢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在微风的轻抚中读几页书，或是骑上自行车，穿梭于社区的小径和花园。
偶尔，我也会和邻居家的女伴相约，一同驱车去市区消遣——喝咖啡，看画展，去英国宫购物，或是在丽池公园的草坪上铺开野餐布，享受美食的同时顺便喂喂那些悠闲觅食的胖乎乎鸽子。
下午是固定的聚会时间，我们的客人通常包括三四位邻居和几位慕名而来的年轻学者。已经度假回来的保姆索菲亚总能在这个时刻展现出她的烹饪才华，为我们端上一桌配有桑格利亚水果酒的西班牙风味佳肴。
年长者与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所有人都欢声笑语、兴高采烈，谈论着文学、哲学、历史、音乐、绘画……，蝉鸣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是鲜花、蝴蝶和橘子的气息。
聚会结束后，便是西班牙人热爱的午睡时光。这段时间里，连各类商店也纷纷闭门谢客，只因绝不能打扰正在呼呼大睡的老板和员工。
午睡过后，我往往同里卡多打视频电话。由于时差，这会儿他一般在吃午饭。
而到了傍晚七点，马德里的天色依旧明亮，这座城市的黄金时刻也才刚刚拉开序幕。
和大多数西班牙年轻人一样，我常常和达尼尔、卡洛斯以及其他朋友——有熟悉的面孔，也有新结识的朋友——一同泡在市内的酒吧里。
等到晚上十点，我们这群微醺的年轻人会选择一起去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在马德里，此时是晚餐的高峰时刻，那些备受欢迎的餐厅总是人满为患，需要提前预订。
午夜十二点，城市中依然灯火通明，而选择在这个时刻回家的人，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守规矩的好孩子”。
当然，我也有打乱日程表的时候。
有一次，我一整天都和胡安在一起。我们严阵以待地戴上口罩，站在梯子上，拿着鸡毛掸子为那些久未露面的大部头旧书——一层层地垒在拱形红樱桃木书架上——除灰扫尘，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搬到庭院里，在太阳底下一本本摊开，好晒一晒带着霉味的书页。
下午，几个上门拜访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大家在其中惊奇地发现了好几部装帧精美的十八世纪古董书；胡安高兴地找回了他和一位已故十年的老友的旧信——那封信被紧紧地夹在一本纯银搭扣的《哈扎尔辞典》之中。
还有一次，我应拉斐尔之邀成为了他一天的模特。这位沉默寡言的画家在第二次来访时，带着一丝羞涩向我发出了邀请。
可怜的人儿，当时他那面红耳赤、支支吾吾的样子让达尼尔啧啧称奇了好几天。
于是，在他带着画具和颜料再次来访的时候，我们在庭院草地上铺开了一块淡黄色的棉质餐布，作为我午后小憩的背景。餐布上随意摆放着几只新鲜的青皮橘子，那是我们中身材最高大的卡洛斯从树上摘下来的。
然而，当有人如此专注地凝神注视着你时，想要忘却一切，恬然入睡，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当我侧躺在那块餐布上，闭上双眼的时候，便能感受到在一片混沌的色彩中，有一个鲜明的红色焦点，正散发着恒星般的热度——那无疑是拉斐尔的炯炯目光。偶尔，还有几颗流星划过——那是好奇的学生们前来观看的如炬视线。
对此，我只能阖眼假寐，尽量摆出自然斜卧的姿势，心中则默默回想着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家名叫“夜枭之吻”的酒吧，为卡洛斯的一位同志朋友庆祝生日。熟悉的老友和新面孔交织在一起，大家举杯畅饮，气氛极其热烈。
我与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气质斯文的男生坐在了一起。我们交谈了两句后便立感投机，又亲密地就伍尔夫和二十世纪的女性主义聊了一个多小时。
这场派对结束后，我本想索要他的联系方式，以便将他纳入我的闺蜜圈；他却突然提出邀请，希望我能去他家过夜，继续我们的文学讨论。
当他说到“彻夜”和“文学”这两个词的时候，我确信自己没有会错意——他非常暧昧地伸出舌头舔舐了一下上嘴唇。
惊愕的神情当即凝在了我的脸上，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卡洛斯已经把我拉走了。
“放机灵点，马科，别打我妹妹主意。”卡洛斯警告他。而对方只是耸了耸肩就走开了。
“可是他混在那群同志里！他喜欢文学！他的气质那么柔弱！”直到坐在车上时，我仍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惊诧，忍不住惊呼道。
“别大呼小叫的，他既睡过男孩，也睡过女孩。”达尼尔懒洋洋地转过头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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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们兴趣相投。”我闷闷不乐地对手机那端的里卡多说。
彼时，时钟的指针已然指向凌晨2点，我刚刚洗漱完，而对里卡多来说，奥兰多还是晚上8点。
“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伍尔夫和女性主义，还有男人。我以为他也喜欢男人，只喜欢男人。”我特意在“只”上加重了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