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由下对上的称呼则必须要表示出最大的尊敬，这里就会有太多的讲究了：
如果对方是官员，宋朝的官员头衔又会很多，则一定要从中挑选出一个官阶或品级最高的那个来称呼。
前面曾提到毛滂的官阶是左朝奉郎，这是正七品的寄禄官，而他的差遣却是知高邮军，至少正六品，所以，你得称其为毛知军，而不能是毛朝奉。
当年苏轼以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而先后知杭州、知扬州。就不太适合称其为苏知州，而要称苏翰林、苏龙图。因为那两个学士头衔可是妥妥的正三品官阶啊。
不是官员的，要尽可能选择一下可以彰显对方身份的称呼，例如山长、庄主，有地位的乡绅可以称其为员外，做生意的不管大小都可称掌柜。
反正称呼高了不会有事，称低了就会得罪人。这与千年之后逢人就称“某总”是一个道理。
之前，菱川书院虽因路途稍远，乔襄文未曾得以参加端阳诗会，但也有当时住在高邮城里的学生在回来后提到过这次诗会的诗魁就叫秦刚。
仅仅不过一月有余的时间，又听闻秦刚因发明水泥之功被朝廷宣旨擢为了承务郞。
此次，邹放听闻秦刚又以牛痘之术防治天花，成功挽救了近千名灾民的性命。由此赶回高邮前去拜访，之后便托人带信给乔襄文，言今日会一同来菱川书院。
所以，乔襄文对于此次见面甚为关注。方才之辩论，倒也并非特意而办，乃是学堂常例，只是恰逢两人到访，乔襄文的那一问却是有心试探，只是不曾想，所得到的答案，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而又令其心悦诚服。
三人便由刚才的话题，又是一番交流。
而秦刚也逐渐明白邹放为何要引荐二人相见了。
这菱川书院的创始人乔竦，也就是乔襄文的祖你，显然是个崇尚孔孟的纯正儒者，无论对学生、还是对其子乔执中的教育都甚为严格，之后其门下弟子多为成名，而孙觉、乔执中更是高中进士入朝后，累为高官。
乔襄文出世之后，一直在乔竦身边读书，经义文章皆是娴熟，但却思想独特，不同与常人，时与祖父有种种惊人之问答，却独为乔竦所喜爱。
昔日乔竦常对人言：乔家门楣得靠希圣光大，但菱川之学却须看僖老而立。众人皆不以为然。
但是二十年前，乔竦去世前，却嘱托由乔襄文接任书院山长。
乔襄文一无祖父的治学之才，二无父亲的显赫官名，要不是开始几年，书院中尚有乔竦几位亲传弟子帮着打理事务，只恐早已开始荒废。
但是，乔襄文却在学术研习上时时有乖张之举，他先称经义可从孔、孟之书而出，但却不应囿于其学，应有自己的见解；又喜与僧人、道士讨论交流佛法与道经，试图想找到儒释道三者结合的共性之点；
甚至之后他还开始着手革新教学方法，取消了许多过去的学规，而是重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希望通过启发他们的思维，探索新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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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秦刚、邹放之前进来时所看到的学堂辩论，便是他所倡导的学习方法之一。
乔襄文的这些行为，自然是引起了诸多的看法与非议，尤其是当初留下来的祖父弟子，一直对其进行规劝，之后看到新山长不肯改变，便先后离去。没有了足够的好老师，书院的名声也就渐渐地衰退了下去。
只是乔襄文一直不改初衷，甚至不计学生出身，更对贫苦人家子弟时时减免束修。
所以，如今的菱川学院，要是说到能够通过取解、以及最终考中进士的学生，已经是廖廖无几。
不过许多未必觉得自己能考取功名的学生，反倒是格外喜欢这里特别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气氛，觉得能够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所以时常有些从这里走出的学生，遇上机会，在周边的各个衙门中考个吏员等等，倒还挺有优势。
彼此聊了聊关于书院的一些情况，秦刚便把话题转到了方才学堂中辩论的《梦溪笔谈》上面。
见秦刚关注，乔襄文便赶紧叫学生将一共二十六卷的这套书籍尽数搬来，还非常得意地说：“我是在得知扬州书局刻版的时候就已经下订，得到的这是第一版的新书。”
一旁的邹放却在腹诽：眼下书院学生减少，又常减免学费，日常开销早就入不敷出。
书院若不是因为早先曾有一些成名后的学生所捐赠的学田，固定会有一些田租的收益，同时再赖有部分地方乡绅的捐助补贴，早就难以经营下去了。
而这个乔襄文，更不是个会当家的人，像《梦溪笔谈》这一套书全部买下来，花费着实不菲，书院之中，对此的非议也很多，这大约也是最后引起这个辩题的原因之一吧。
只是他作为一个外人，自然不便指出，还是与秦刚一同，饶有兴趣地翻阅着这套印版颇为精美的书籍。
注：《梦溪笔谈》的撰写时间，历来有多种说法。但相对公认为：胡道静在《梦溪笔谈校正·引言》中提出：“《梦溪笔谈》撰述于1086-1093年（宋元佑年间），大部分于1088年（元佑三年）定居于润州以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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