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哥跟着何川舟往办公室走，脚步略慢，落在后面，从兜里抽出一根烟，夹在指尖闻了一口。
何川舟回过头，见他一副有话要说的模样，问：“怎么了？”
“没什么。”黄哥把那根皱皱巴巴的烟重新揣回兜里，“我在想，如果何旭在的话，不需要你这么大度地去体谅别人。”
何川舟顿住脚步，等他走到跟前，一本正经地说：“倒也不是。我从小就特别坚强，懂得宽以待人。我妈生病住院的那段时间，我爸让我借住在同事家里……”
黄哥敏锐地察觉到她要发表一些不正经的宣言，抢答道：“叔叔阿姨特别喜欢你，从来没见过那么懂事听话又聪明的孩子。等你要离开的时候异常舍不得，哭着让你爸再把你借给他们养几天。”
“倒也没有那么厉害，不过确实比较讨人喜欢。”何川舟摆了下手，谦虚地说，“等我妈的后事处理完，我爸来接我回家。因为那段时间太累了，他早上睡过了头，也是我自己穿衣服、买早饭、去上学。所以我第一个体谅的人，应该就是我爸。”
那时候何川舟刚上一年级，有一头浓密的长发，她自己不会扎，蓬头垢面地到了学校，找老师帮她梳头。
衣服穿得也不好，里面的袖子蜷缩在一块儿，外面看着歪七扭八。老师将她的衣领整理平整，让她回教室上课。
9点多何旭才醒过来，发现人丢了，着急忙慌地找了一圈，最后知道何川舟已经来了学校。
他买了一个包子还有一瓶牛奶，站在窗户外面，看着何川舟伏在桌案上认真写字，把人喊出来。
“我已经吃过饭了，我从柜子里拿了两块钱。”何川舟告诉他，“你以后可以把钱放在桌子上，我自己能上学。”
何旭点了点头，却抱着她哭了出来。
从某种程度来讲，何旭挺失败的。
他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温柔强大的爸爸，替何川舟解决各种烦恼。可是何川舟没有如他所愿地依靠他，而是更早地独立。
她会背着快半人高的书包，连背影都不大稳当的时候，追在公车后面奔跑。
会在下雨天的时候打伞去派出所接何旭回家。
会踩着板凳自己热饭，会自己给自己开家长会，摔摔打打了也会自己安慰自己。
像她妈妈临终前握着她的手，让她帮忙照顾爸爸一样，答应的事她都已经做到了。
黄哥看着她笑，却不是滋味地评价道：“你爸爸一定没有为此觉得高兴。”
何川舟的笑容生硬了点，干脆敛了下去，挑眉说：“你们当父母的想法怎么那么难以揣测？”
“没办法，父母心嘛，总是矛盾的，既期望孩子能坚强一点，又希望他们能脆弱一点。坚强一点是因为，不想他们受到伤害。脆弱一点又是因为，不想他们因为过于坚强而受到更多的伤害。”黄哥虚揽了下她的肩膀，带着她一起往前走，难得地展现出年长者的成熟高深来，“人有私心，不犯法。而且成年人有时候，还不一定有小朋友那么坚强。”
何川舟也是后来才认识到这个道理的。
母亲病逝的时候，她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激励自己勤勉、向上，好好照顾何旭。
何旭去世之后，她长期丧失人类的基本欲望，怠惰于同外界产生联系，对自我进行极端的苛责、剖析。
时常在独处时思考一些漫无边际的东西，终日为不幸的阴影所笼罩，有时站在窗口，甚至忧愁地想，如果人是一块伏在水里的石头，一生都在不停地接受水流的冲刷、雕刻。
有的人长在静谧的水岸边，她应该不幸坐落在湍急的水刃下，仅是一道影子拂过都好像能留下点什么痕迹。
等被磨去所有尖锐的棱角，再回顾时才不会被咯得生疼。
可是如今那些消极或负面的想法都变得渺远起来，连带着对江照林或陶思悦的苦衷跟选择也觉得无甚所谓。
何川舟说：“我也有，一直站在我这边的人。”
黄哥不听她说出名字，便了然地附和道：“嗯，是啊。小周是个好同志，追求的手段不强硬，但是态度很热烈。建议你对他好点，别把人吓跑了。”
何川舟低笑一声，到了门口，用手挡住门，示意黄哥先过去。
“黄哥，按道理，你是不是应该喊我爸一声‘叔’的？”
黄哥拧过脖子，同她掰扯：“按享年来算，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我顶多喊他一声哥。”
何川舟说:“谁跟你算享年?”
黄哥寸步不让：“你闲着没事儿替你爸拉辈分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