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卡特有些意外地望着赫斯塔，但很快，她指了指身前的另一把椅子：“不会，来，坐。”“我从另一边过来的。”赫斯塔指了指房间的另一个方向，“您是在等我？”“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虔信青年阵线，您还记得吗，”赫斯塔轻声道，“我去了一趟她们的聚居地——”帕卡特的目光忽地有些敏锐：“是这个组织在尝试构建社会化抚养体系？”“说是为了收留附近的弃婴和孤儿，”赫斯塔答道，“但可能也有别的考量——”“批量抚育可供驱使的工具，是吗。”“也许吧。”赫斯塔望向帕卡特桌上的灯，沉默了一会儿，“您先前撤回了一封邮件……”“我确实打算想跟你讲讲那封回信，”帕卡特眯着眼睛，“不过在那之前，告诉我，那边社会化抚养项目地主导人是不是只有男人？”“我不确定，我这次见到的组织成员不算多，”赫斯塔如实答道，“不过这次向我介绍这个项目的人确实是男性……您为什么这么猜？”“先看看这个。”帕卡特将几张放在桌上的白纸推向了赫斯塔。赫斯塔扫了一眼，立刻认出这正是那天被帕卡特撤回的邮件正文——尽管她来不及阅读内容，然而图表的形状与位置让她感到熟悉。“是白银时代末期的孤儿死亡率？”赫斯塔跳跃着速读。“这里写得非常清楚了，18世纪中后期，第四区最繁华地区的孤儿院每十年大约接收了两万名婴儿，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孩子活过了一周岁。“19世纪初，第一区专门为老幼妇孺提供救济的福利院，在十五年内为大约三千名儿童提供了栖身之地，但一半以上的孩子在一年之内就因感染离世，而余下幸免于难的孩子，大都都与母亲同吃同住，受母亲照料。“20世纪，第一区的一位儿科医生走访了全区共十所孤儿院，其中九所——你不会愿意相信这个数字的，但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剪影——其中九所孤儿院接收的幼童，在两岁之前统统夭折，无一幸免，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您也说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抗生素和疫苗，”赫斯塔的目光落在文档上，“在第一区，即便是孤儿院外的孩子，也有四分之一会在五岁以前夭折。”“是啊，所以当科学家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病原体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隔离——不仅把病童和健康的孩子隔开，而且所有的医生、护士，甚至包括儿童的父母，都需要离孩子远一点，因为成年人身上的潜在病菌不计其数，因此为了孩子的健康，父母应当采取措施，让孩子自由而独立地长大。“福利院也响应号召，根据科学家与权威医生制定的方案来调整照顾策略，首先是通风，白天一定要打开窗户，其次是隔离，所有婴儿都放在分隔的婴儿床上，每一张床都配有一个单独的、干净的奶瓶，每一个孩子使用的床单被套都经过了严格的消毒，为了保证安全，照顾者要尽可能少地触碰孩子，尽可能地保持距离——熟悉吗？”赫斯塔抬起头：“结果怎么样？”“结果你都已经听过了，”帕卡特道，“这些孩子安静而消瘦，不讲话，不笑，动辄生病，尽管霍乱和猩红热这样的烈性疾病已经渐渐消失，孩子们依旧在缓慢地枯萎。“后来，一些第三区的精神分析师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二十世纪中叶，有人对孤儿院和女子监狱附属幼儿园的孩子进行比对，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儿童的发展情况。在实验开始时，孤儿院里有88个3岁以下儿童，四个月后，其中的23个孩子已经夭折……而另一边由女囚的孩子们呢——全都好好地活着。“这在当时非常离奇，因为监狱的附属幼儿园远不如孤儿院整洁。那里所有的孩子都共用一套玩具，成天聚在一块儿玩闹，没有严格的隔离和消毒。女囚们每天放风的时候被允许过来陪伴孩子，她们会抓住这仅有的一点时间，尽可能多地拥抱她们的宝贝。”同样的现象也发生了同时代的儿童医院里，尽管医生们遵从着严格的隔离制度，一旦儿童入院就禁止父母探视，但孩子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直到有一位第一区的儿科医生提出，如果孩子持续生病不见好转，可以试试让母亲来医院陪护。很快，在那位医生工作的地方，幼儿的发病率从35掉到了10以下。“而同时期的其他医院，给予监护人的探视时间是平均每周一小时——这一模式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才渐渐式微……你没办法估算，究竟有多少原本可以康复的孩子，死于那些非得把孩子和其抚养人分开的权威人士之手。”赫斯塔皱着眉头，静静地听完了帕卡特这一番讲述。“……所以，说到底，孩子还是需要亲人的照顾？”“不是亲人，”帕卡特纠正道，“即便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给予儿童同样的关怀，护理的原则只有一条：在这个孩子身边，是否有至少一个抚养者对她感兴趣，给予她源源不断的拥抱和照料？”赫斯塔靠在椅背上，此刻她忽然明白了许多问题，譬如为什么莫名的疾病只发生在伯衡他们社区的育婴室与孤儿院中，而那些始终跟随母亲的孩子，在现代医疗的加持下都好好地长大了……“你问我为什么要推测这个社会化抚养项目负责人的性别，”帕卡特轻声道，“很简单，因为大部分妈妈在生产后的那段时间都会强烈地想要与孩子共处、拥抱，这种愿望强烈到近乎本能，是一种几乎不需要教授的经验。“只有当某一个性别开始承担抚育责任，这种灾难才会开始，因为他们会试图把幼儿当作农场里的畜生一样批量化培育……或者说，驯化。”：（）为什么它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