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我和其他和我一样的孩子去考大学，靠数学物理竞赛获得保送985的资格。
我妈一直不同意我去考，她更想我去学文，学地理，然后子承父业。
我爸是地质勘察员，工作时死在雪山上。他死的那天，我还差一个月就要出生了，鉴于此，他的工作单位拖了一个月才把噩耗告诉我妈。
那天我妈没哭，之后我妈也没哭过。她只是静静地说，可惜了，没见到孩子。再后来，她给我起名，叫盼山，周盼山。
其实包括我，谁都知道，我妈盼的不是山，是死在山上的人。
我妈从小给我说，让我以后努力像我爸一样，说的我耳朵都出茧子了，但是收效甚微，我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做地质勘察员太危险了，我不是伟人，甚至连善人都算不上，所以我不想死，于是我尽力做个好人，在院校选择时选了医学院。
那是我妈第一次哭，准确来说，是我第一次见我妈哭。她大叫着让我从这个家滚出去，与她的歇斯底里相比，我冷静的近乎冷漠，收拾了我的行李，用我攒了几年的零花钱，让少儿班老师带我离开了祁镇。
那时候我对宋尔就是不辞而别，稳定后，写信就成了我们的默契。
我妈远没有我冷漠，她拒绝和我说话，却让宋尔帮忙把钱寄给我。
再后来，我一个人漂洋过海，去美国读硕读博，再回来建设祖国，我和宋尔的信从未断过。但我和我妈的真正破冰，是我执刀的第二年。
那时我小姨冠心病发作，我给搭的桥，出来的时候我妈就扑到我身上，不顾我手上的鲜血和还没脱下来的手术服，一股脑将眼泪鼻涕都蹭到了我身上。
那时我已长大，可我仍不懂我妈。
（五）
下午女孩就带着报告来了，我仔细看了两遍，又问了些她最近的症状，得出一个结论。
“很不幸，是心脏衰竭，现在状况很不好，以国内现在的技术，治愈的希望很渺茫。”
女孩的面色越来越凝重，几乎是颤抖着问了一句：“如果治不好的话，最严重会怎样？”
“会死。”我毫不避讳地说，“某种程度而言，这是比癌症更严重的病症，在我的角度，还是希望家属可以来一趟再细说。”
我想她应该明白了我话里隐含的“时日无多”的意思，她的脸色变得煞白，我后面的话几乎都没听进去就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我当然理解这种感受，二十岁，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怎么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快要死了的这个事实，换谁都会受不了的。而我这个替死神下达命令的人，当然就显得无比残忍。可我也没办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谁让她倒霉呢？
晚上的时候女孩的家人就陪着她一起来了，一大家子人，爸爸妈妈弟弟，还有一个染着一头黄毛的男朋友，各个眼睛肿的跟个胡桃似的。
他们还没说话，我的头就开始疼——到时候估计又要上演一出哭天抢地的戏码了。不出我所料，没说几句话，家属又开始哭，我把那个患病的姑娘安顿在我的办公椅上，将家属带出办公室说话。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建议留院观察了，毕竟这也是没意义的事情。”
我话音还没落地，脸上就突然一痛——是那个黄毛，生给了我一拳。
“你他妈胡说什么！”
我被打的歪了一下身子，扶住墙重新找回重心，看着黄毛说，“她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几率会死，就算那百分之二三十存在，也一定是我给的。”
他大叫着骂我，还要找院长投诉我，我没理会，给主任打了电话，让他帮我处理眼前的糟心事，我只负责拿手术刀和看病，他们要哭就哭，只要别在我面前影响我就行。
我知道我不会被开除，毕竟我有着任何一家比他们规模大上个几倍的医院都无法拒绝的优越条件。之所以在这个小县城上的三甲就职，不过是因为它离我的祁镇比较近而已。天才总是恃才傲物的，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但我面对家属或患者的眼泪，从来没有同情和怜悯，只觉得他们吵闹，吵的我心烦。
直到他们一家人又哭哭啼啼地走后，我才终于可以静下心来，退到我的办公桌后，贪婪地汲取着那些发黄信件中所能给予我的养分。
可在那些信件中，有一封是不属于我的。
那种窒息感又涌了上来，掐住我的脖子，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忘记告诉陈邶风，有时间去西北看看，那里有她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