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航端着酒杯的手一晃不晃，像是早就预料他会有此一问，他毕竟不是当年那个贫穷瘦弱、受委屈只会咬牙和血往肚子里吞的少年了，多年的警察生涯把他从木头锤成了铁，也打磨出了刀锋般的敏锐直觉。
“监控拍到叶桐生落水当晚，他穿着一件灰蓝色连帽外套，这件衣服，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找到。”
鼎沸人声完美地掩盖了角落里的低语，“那件外套很重要？”没等他回答，沈政宁思索半秒后自己得出了结论，“因为口袋里有他的手机。”
袁航点点头，沈政宁问：“他的联系人、聊天记录都在手机里，没法复原数据是挺难办的——但你们应该也能通过别的渠道查到不少东西，不是已经确定了是自杀吗？”
袁航没有立刻回答，反而问道：“你了解叶桐生的家庭情况吗？”
沈政宁想了想：“他很少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事，我只知道他是兴城人。”
袁航说：“法医在叶桐生身上发现了很多陈旧的增生疤痕，集中在背部和臀腿部。”像是怕他感受不到一样，他又强调了一遍，“很多。”
“29号那天，叶桐生父母从老家赶到盛安来认领尸体，哭得走不动路，拉着我们负责接待的内勤民警哭诉，说叶桐生从小就叛逆、不听话、不孝、没出息，在大城市没混出头，这么大的人不管父母家人，随随便便就自杀了，让他们以后没脸见人，后半辈子无依无靠，抬不起头来……”
沈政宁匪夷所思地重复：“‘没脸见人’？”
“我们内勤也是年轻人，差点让他说得犯心脏病，私下跟我们吐槽他这原生家庭太让人窒息了。”袁航心有余悸地说，“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叶桐生身上那些旧伤是怎么回事，他父亲支支吾吾，说是叶桐生小时候不听话，他用藤条抽的。”
“根据他父亲的描述，叶桐生上高中时是住校生，经常晚上翻墙出去泡网吧打游戏，他们学校很严格，老师向家长反映叶桐生有网瘾，他们就把叶桐生领回去进行棍棒教育，打断了好多根藤条也没把他打服，叶桐生反而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跑到了隔壁邢城他舅舅家，只在高考那两天回去参加了考试，上大学就跟家里断了联系。”
兴城的教育事业十分出名，沈政宁读高中时，学校还组织过教师去兴城进修，学习当地名校的先进经验。不过近些年来随着观念变革，逐渐出现了一些对兴城的批判声音，如今人们再提起兴城，已不复当年的狂热推崇。
沈政宁低头看着酒杯里翻涌的气泡，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高中时翻墙上网，毕业后进了互联网公司，叶桐生还真是不忘初心啊……他对计算机应该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吧。”
这感慨来得有些迟了。他真正认识了解一个人，竟然是在对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他不再有机会听到他亲口谈及过去，也不会在闲聊时笑着说出“从事自己热爱的行业真好，我选计算机只是因为专业热门好就业，其实我小时候想当名侦探来着。”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袁航用一种沧桑的语调说，“今年六月，叶桐生回了老家兴城一趟，偶然遇到了一个亲戚，对方认出了他，说他父母这些年过的不容易，劝他回家看看父母。
“叶桐生可能是心软了，加上亲戚把遇见他的消息告诉了他父母，他就回家见了父母一面。他父亲不想让他再离开家乡，当晚把他的身份证、电脑手机都藏起来，人锁在房间里，坚决不允许他再回盛安，命令他必须收心，在老家老老实实地找个人结婚生孩子。”
即使袁航的描述已经尽量精简，沈政宁仍然感觉到一阵毛骨悚然。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退休以前是县水利局科员，顺带一提他母亲是药房的销售人员，就是很常见的普通家庭配置，没什么大钱，但在当地也能过的很舒服。”
沈政宁支着下巴：“叶桐生逃出来了，然后呢？”
袁航说：“我们调取了叶桐生的就诊记录，今年7月份，也就是他从老家逃出来之后，他到盛大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做了量表，确诊中度焦虑和抑郁，病历明确记载了患者自述有轻生念头，医生给他开了米氮平和劳拉西泮。”
“长期服用？”
“是的，但他只在就诊时开了一次药，后来没再去医院开过。”
亲情矛盾、抑郁症、曾有过轻生念头、最后发出的“对不起”……散落各处的事实串连成线，鲜明地指向了最终的结论——原生家庭引发心理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和失望中不断恶化，最终走向崩溃。
这样的悲剧并不鲜见，或者说由于见得太多，甚至有了一种“果然如此”的顺理成章。
“令人惋惜。”沈政宁说。
袁航：“能说说你的看法吗？”
“我？”沈政宁失笑，“我一个外行，高中时那算不知天高地厚，现在还怎么好意思在内行面前现眼？况且我和受害人多少沾点关系，会影响你的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