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优秀的记者应该像猎人一样，沉着、冷静、有耐心。
但此刻，我——曾获得过“城市先锋记者奖”的柳溪阳，正对着镜子做出一个可能会毁掉我全部职业生涯的动作：双手在头顶摆出猫爪，嘴角上扬，发出一声细声细气的“喵～”。
老天啊，我快要窒息了。
这是我第三次尝试，效果依然令人绝望。
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像是被人胁迫了一样，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松开手，深吸一口气，为自己倒了杯咖啡——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就像我这些年来处理问题的方式一样，直接而苦涩——
距离我和承远的“世纪大战”已经过去五天了。他的短信像是标准问候卡片上印着的那种客套话：“妈，我在学校一切顺利，不用担心。”
我回复得同样简短：“知道了。照顾好自己。”
然后就是令人窒息的沉默。
十八年来，这是我们之间最长的一次冷战。
以往就算再大的争吵，晚上我都会敲开他的房门，递给他一盘切好的水果，或者他会在第二天早上帮我倒好咖啡，默契地达成和解。
但这次不同。
我看到了他眼里前所未有的决心，那种“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的表情。
这让我既骄傲又心疼——骄傲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心疼于这主见偏偏是要在“一家猫耳咖啡厅”工作。
想到他戴着猫耳朵，一脸“欢迎回家，主人”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不，我的儿子绝不该是那个样子！
我试过给他发长篇大论的说教短信，写了又删；尝试打电话，却在拨号界面停住了手指；甚至想过直接杀到学校去，但又怕把事情搞得更糟。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难沟通？”周一的编辑部例会上，我忍不住向同事们发出灵魂拷问。
“怎么，柳姐，你家小承远叛逆了？”年轻的实习生小王笑着问，她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
“他在一家叫‘喵の物语’的猫耳咖啡厅打工，还瞒着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仿佛在宣布什么惊天丑闻。
然而，预期中的震惊反应并没有出现。编辑部里一片平静，甚至有几个年轻同事交换了一个“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眼神。
“哦，那种地方挺流行的，”文化版的张编说，“我女儿上大学时就在类似的地方做过兼职。又不是什么风月场所，主要是营造一种‘萌文化’的氛围。”
“萌文化？”我重复着这个词，仿佛它来自外星语言。
“就是可爱、治愈、让人放松的感觉，”小王解释道，“现在年轻人压力大，需要这种地方暂时逃离现实。”
我皱起眉头：“穿奇怪的衣服，戴动物耳朵，这怎么会让人放松？”
“柳姐，你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说不定会有新发现，”体育版的小李提议，“就当是一次文化考察。”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的思维迷雾。
对啊，我是谁？
我可是柳溪阳，曾经为了调查城郊污染事件，装扮成农民在化工厂附近住了一个月的记者！
区区一家猫耳咖啡厅，有什么是我不能调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