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道德国：行不行？
瑞士是处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环抱之中。作为革命者的列宁要取道协约国是行不通的，而作为俄国的子民，即作为一个敌国的公民，要取道德国也是不行的。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威廉皇帝的德国却要比米留可夫的俄国和普安卡雷的法国对列宁显得更为友好热情。因为德国需要在美国宣布参战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同俄国媾和，所以，一个能在那里给英国和法国的使节们制造麻烦的革命者，对德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帮手。
威廉二世（i1he1I，1859—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雷蒙·普安卡雷（Rayndpoincaré，186—1934），法国政治家，1913至192年任法国总统。
但是，列宁以前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威廉皇帝的德国进行过无数次谴责和抨击，现在却突然要同这个国家进行谈判，迈出这一步，显然要承担不同寻常的责任。因为按照迄今为止的道德观念，在战争期间得到敌国军事参谋部的允许，进入并通过敌国的领土，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而且列宁也清楚地知道，这一行动从一开始就会使自己的党和自己的事业遭到诋毁。他本人将要受到嫌疑，以为他是作为一个受德国政府收买和雇用的间谍被派到俄国去的；而且，一旦他实现了自己的立即媾和的纲领，那么他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罪人，指责他妨碍了俄国取得真正的胜利的和平。所以当他宣布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将走这条最危险、最足以毁坏名誉的道路时，不仅那些温和的革命者，而且连大多数与列宁观点一致的同志，也都为之瞠目。他们急得不知所措地说：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在着手谈判，争取通过交换战俘这种合法而又不刺眼的办法，把俄国革命者送回去。但是列宁知道，这将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俄国政府将会为他们的返回蓄意制造各种人为的障碍，一直拖到遥遥无期。而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事关重大，于是他只得铤而走险，决心去干这种按照现有的法律和观念被视为是属于背叛的事，这样的事，那些少具魄力和胆识的人都是不敢干的。但是列宁却已暗下决心，并且由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自己的这一步会引起轰动和攻击，所以他要尽可能公开行事。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受他的委托前去和德国公使磋商，向他转达列宁提出的条件，这位公使在此之前就已和俄国流亡者进行过一般性的谈判。现在，这个身材矮小、名不见经传的流亡者好像已经预见到自己不久必能具有权威似的，根本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什么请求，而是向德国政府提出条件，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旅客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方便，即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个人；俄国旅客按正常票价自己支付旅费；不允许以任何方式让旅客离开车厢。罗姆贝尔格大臣把这些条件向上报告，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无疑得到了他的肯，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只字未提。德国公使曾想在某些细节上做些修改，因为列宁故意把协定写得模棱两可，为的是不仅使俄国人，而且也让同车的奥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检查，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着急，因为就在4月5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向德国宣战了，所以德国公使没有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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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弗里茨）·普拉廷（Friedri，1883—1942），瑞士共产党人，职业革命家，1912至1918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是1917年4月安排列宁从瑞士返回俄国的主要组织者，后参加第三国际工作。埃里希·鲁登道夫（eridorff，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军需总监，同兴登堡共享军事指挥权，实为战时第二号实权人物。卡尔·别隆加尔道维奇·拉狄克（1885—1939），生于波兰的加里西亚，2世纪初先后在波兰、莱比锡、不来梅等地担任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1915年属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7年到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于1937年被苏维埃政权判处十年徒刑，服刑两年后死去。
于是，弗里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到这样一项有纪念意义的通知：“一切按所表示的愿望进行安排。”1917年4月9日下午3点半钟，一小群提着箱子、穿着寒酸的人从蔡林格霍夫餐馆向苏黎世的火车站走去。一共是32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一起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饭，并且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都知道《小巴黎人》报上的这样一条报道：俄国临时政府将把这些经过德国领土的旅客视做叛国分子，所以他们用粗壮的直来直去的字体签名，以示他们对这次旅行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和同意所有的条件。现在，他们默默地、坚决地踏上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
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8年被捕，出狱后流亡国外至1917年4月。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开除出党，同年被捕，1936年被处死。
他们到达火车站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因为在瑞士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压皱了的帽子，穿着旧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工鞋（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中间，默默地、不引人注意地在列车里找了一个座位。这些人看上去和那些从南斯拉夫、鲁登尼亚、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那些移民在前往法国海岸并在那里远渡重洋以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的工人政党不赞成这次旅程，所以没有派代表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送行，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物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来，他们是想在最后一分钟劝列宁放弃这次“无谓的、违法的旅行”，可是大局已定。3点1分，列车员出信号，列车滚滚地向德国边境的哥特马丁根车站驶去。3点1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
旧时奥匈帝国的地名，是侨居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的居住区。
封闭的列车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射了几百万毁灭性的炮弹，这些冲击力极大、摧毁力极强、射程极远的炮弹是由工程师们设计出来的。但是，在近代史上还没有一炮弹能像这辆列车似的射得那么遥远，那么命运攸关。此刻，这辆列车载着本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革命者从瑞士边境出，越过整个德国，飞向彼得格勒，要到那里去摧毁时代的秩序。
现在，这一枚不同寻常的炮弹就停在哥特马丁根火车站的铁轨上，这是一节分二等席位和三等席位的车厢，妇女和孩子坐在二等席位，男人们坐在三等席位。车厢的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这就是俄国人的领地和那两个德国军官的包厢之间的分界线，那两个军官是来护送这批活的烈性炸药的。列车平安地行驶了一夜。只是在法兰克福，突然有几个德国士兵跑来——他们事先听到了俄国革命者要从这里经过的消息，而且还有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和这批旅行者攀谈，但都被拒绝上车。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在这德国的领土上哪怕只和一个德国人说一句话，也会替自己招来嫌疑。到了瑞典，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在那里进了早餐，这些饿坏了的人都向餐桌拥去，餐桌上的黄油面包竟像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早餐后，列宁才不得不为了换下那双沉重的矿工鞋去买一双新鞋和几件新衣服。现在终于到达俄国边境了。
这一炮击中了
列宁在俄国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充分显示出他的性格特点：他没有朝任何人看一眼，就一头埋进报纸堆里。虽然他已经有14年没有待在俄国，已经有14年没有见到自己的故土、国旗和士兵的军服，但是这位意志坚强的思想家不像其他人似的泪水泫然，也不像同来的妇女们似的去拥抱那些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士兵们。他先要看的是报纸，是《真理报》，要检查一下这份报纸——他自己的报纸是否坚定地维护国际主义立场。不，它并未坚持足够的国际主义立场，他气愤地把《真理报》揉成一团。报纸中还始终是“祖国”呀、“爱国主义”呀这样一些字眼，而他思想中的那种纯洁的革命却谈得很不够。他觉得，自己回来得正是时候，他要扭转舵轮，去实现自己的平生理想，不管是迎向胜利还是走向毁灭。但是，他能达到目的吗？他感到有点不安，也感到有点担忧，到了彼得格勒——当时这座城市还这样称呼，不过为时不会太长了——米留可夫不会立刻将他逮捕吗？对于这个问题，专程前来迎接他的两位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车厢里没有回答，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回答。他们只是在昏暗的车厢里露出明显的、神秘的微笑，在朦胧的灯光中显得有点隐隐约约。
今日的列宁格勒在1914至1924年称彼得格勒，后改称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恢复原名彼得堡。列夫·波利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19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捕，1936年被处死。
不过，事实却做了无声的回答。当列车驶进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时，车站前的广场上已经挤满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来保护他的带着各种武器的卫队，他们正在等候这位流亡归来的人。《国际歌》骤然而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昨天还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已经被千百双手抓住，并把他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探照灯从楼房和要塞射来，光线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在这辆装甲车上向人民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在震动，不久之后，“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这一炮，击中和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
指十月革命开始的十天，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JohnReed，1887—192）为报道这次革命，着有《震撼世界的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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