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变革，使得赵宋王朝的发展欣欣向荣；一举改变了五代以来王朝短命的现象。
但文人治世不可避免地也带来弊端，那就是朝廷从此陷入朋党之争的恶局。
武饶地位没有文人高，可以很好地防止叛乱篡权——马上打下但不能马上治下，治国一定要用文人。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座右铭。
赵匡胤不但重用后周大臣，甚至连南唐的旧臣也不吝授予职位；加上开科取士大兴文治之风，文饶地位一夜间高升了百丈。
但随着文士的兴起，文臣之间的结党营私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就是北宋后来的党争之祸。
北宋党争严重影响了朝廷政治的良性发展，最终引发了国破家亡的悲剧。
宋朝初年，宋太祖开始开科取士；宋朝开国的第一榜只有十九人而已。
而到了宋太宗时期，第一榜便取士500多人；第二榜取士150多人，人数是宋太祖时期的十倍之多。
科举取士一方面大开文士之风，另一方面人数增多也增加了进士们升迁的难度；因此同一届的考生往往会结伴春游拉近一下感情，好以后相互提携。
这是结党之风的雏形，只是宋太祖一朝的进士官普遍都不大；所以也就没有形成党争之势。
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可截然不一样，宋开国时期的功臣大多已经去世；需要新的血液力量充实朝廷官员，只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新人。
在宋太宗第一榜的状元吕蒙正，后来当了宰相；太平兴国三年榜上的第三名赵昌言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探花冯拯更是宋真宗、宋仁宗两朝的重臣，后来的龙虎榜就更加的出名了。
太平兴国三年榜上的赵昌言和胡旦，他们以同年领袖的身份领导了这一年的进士们；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胡旦是这一年的状元，他个性鲜明，不愿意屈居人后，在官场上一直努力晋升为相。
胡旦任职左右拾遗的时候，上书言事攻击时政惹怒帘时的宰相卢多逊和赵普；被外放任职地方官。
赵昌言则一直官运亨通，仕途顺利；推荐胡旦回京任职担任知制诰。
这样朝中就形成了赵昌言、胡旦、董俨、陈象舆四人为首的结党议事。
他们自命清高，抨击时政；甚至还预谋在端拱元年敲登闻鼓，控告当时的宰相李昉失职。
实际上这群人就和后世二十一世纪的愤青有点相似，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想发表一下高论。
赵普上台以后立马把赵昌言、胡旦、董俨、陈象舆四人外放任职，如果不是太宗爱惜他们的才华；恐怕这四人早就被赵普找个借口整死。
太平兴国三年的结党之势被赵普阴差阳错的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他们再也没能重新形成结党之势。
北宋一朝开科取士最着名的一榜，就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
这一榜中有四人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他们分别是寇准、李沆、王旦、向敏郑
同时状元苏易简也做到了参知政事，可惜只活了39岁，不然以后有可能官至宰相之位。
还有张咏也是治理四川的名臣，能力出众无人可替；这一榜就被称作“龙虎榜”。
与“龙虎榜”有政争和党争的是被称作“五鬼”的丁谓、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
整个真宗朝的政争与党争就是“龙虎榜”和“五鬼”之间的争斗和杀伐。
王钦若在整个真宗朝都与寇准、王旦相争，但他们之间更多是政见不同，还没有达到党争的地步。
丁谓则不一样，他是真宗朝后期党争的代表人物。
“寇丁之争”成为了北宋大规模党争的开始，对仁宗朝的政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牵连了很多官员。
在这些缺中，最先在北宋政治舞台掀起廷争的是寇准；寇准仕途发展比同年要顺利得多，在淳化二年就官至枢密副使，寇准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由于寇准的检举，参知政事王沔被罢官；同时时任宰相的吕蒙正也因为太宗储君之事被罢相，太平兴国二年的进士集团在朝廷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新生的政治力量逐渐兴起，淳化四年寇准被第一次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