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象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
“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个诊所是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作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把她不仅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象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我宁愿呆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呆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开他太远了。”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噢，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只转椅里，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起绉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迷蒙的卢塞恩垂死之狮1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1十九世纪丹麦雕刻家托瓦尔逊为瑞士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法国人民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象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呆在这里，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