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疑惑，她明明不在乎豆豆，却仍旧对它如此厌恶和咒骂，这让我感觉她的那些批判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逗我玩儿吗？以威胁和恐吓的方式逗我玩儿？
我忽然想起，当初她说远，所以我从港城搬到了潍城，她也未见表态过多少，甚至不明白我为什么搬到潍城，如今再看，她焦急的说的远，不过也是逗我玩儿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豆豆，也不在乎我是否将它带走，她真正想体会到的，是因为她我所感受到的折磨和痛苦，因为这会让她感觉到幸福和满足。
恐吓我，威胁我，看到我的煎熬和无助，可以让她体会到操纵别人的快乐，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游戏，就像用逗猫棒逗得猫摔了一个大跟头，可猫却把腿摔瘸了。
有事儿叫管理
艾可今天休息，中午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看见滕学凯坐在门口的护栏上抽着闷烟，我瞧着他的脸色不对，便走过去想看看情况。
滕学凯心事重重，甚至都没意识到我就在他身后，我走到他身前，打趣道：“这是怎么了？苦着一张脸。”
滕学凯吐出一口烟，犹豫着说：“我大概要走了。”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坐在他身侧的护栏上，“找好下家了吗？”
他说：“还没有，还在犹豫。啧，文姐老针对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目前还没有辞职的想法，否则我应该站在他那边说一说领导的不是。
我只能说：“她其实也针对我，只不过我不在她身旁，摩擦不起什么冲突罢了。”
他目光深远的看了看对面的一排白杨，下午五点后，白杨对面的那条道路上会有一排卖小吃和水果的晚市。
我听到滕学凯说：“有点舍不得，毕竟已经来了三年了，这个分公司刚建立我就来了，还是想干出点什么成就的，保险也在这里，要走也挺麻烦。”
我从他的话语中能听出他与余文之间针尖对麦芒的冲突，不是他走就是余文走，我明白，要走的那个人一定会是他。
滕学凯的语气在向我求救，事实上，当一个人肯对另一个人诉诸衷肠，多半都是心理上想寻求某种回应的，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在他身后，告诉他，他才是对的那个，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没有滕学凯就没有化验室的今天。可终归余文才是部门主管，即便她做的步步都是错的，可身为主管的权利还在手里，只要还想留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太过得罪她。
余文换了新的组长，让滕学凯退居一线，我以为滕学凯应该不甘受辱，大概要走了，但他没有。
新的组长是个刚毕业的女学生，长得白白胖胖，鞭子扎的很长，是余文亲自带出来的，教了一个月就让她胜任组长的位置。我想，那个女学生应该会很感激她，将她视为生命中的贵人，对她唯命是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她确实对余文唯命是从。
我们有时用尽了方式也化验不出某个结果来，便会不自觉的扎堆讨论起来，声音也就不自觉的大了，因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在化验室里喊着“别说话”是那位女学生、新组长唯一的工作内容，当然，我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别的，毕竟她向我们展示的唯一的工作能力就是“别说话”三个字而已。
时间久了，见她没别的本事，大家也只当她的“别说话”是放屁而已。
她总是凑在余文的桌子面前哭，而此时总能听到余文回应：“你能不能别这样？”时间久了，我们都不想去办公室整理数据了，恨不能搬一台电脑放进化验室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哭什么。
后来有一天余文不在，滕学凯从办公室里回来，将他的样品交给我，又交给艾可几份，解释说：“莉莉不会做表格，她在那儿哭，我先去把她教会，你们先给我化验着，否则我今天就要加班了。”
我这才知道，那位爱哭的新组长叫做莉莉。
莉莉什么都不懂，还是要滕学凯给她收拾烂摊子，滕学凯没有组长的名头，却仍旧干着组长该干的活儿，他应该是想把她教会的，直到某一天不小心被余文给看到了，她开会说：“咱们某些人啊，干好自己该干的就行，有什么不懂的叫管理，不是管理你瞎凑什么热闹？以后不准离开自己的工位。”
又对莉莉说：“不会的问我，我教你啊。”
我扫了一眼滕学凯，替他感到生气，忍不住开口：“可我们是在做实验，怎么停在自己的工位上不动弹？又不是白领。”
余文送给我一个大大的白眼，我冲她轻轻一笑，知道这次算是彻底把她给得罪了。
可能是为了实现她“不准离开工位”的目标，余文开始让管培生给我们称样品、做数据，又给每个化验员细分工，每个人可以用什么样的仪器，如果换做其他的仪器，就要将样品交给对应仪器的负责人。
我们不再需要去称量间和办公室，只需要老老实实呆在化验室里做实验和看数据就可以了。对于她这个馊主意大家不得不采用蒙混过关的方式，只将样品化验出来就行，也没法管它准不准。
很快的，样品出现了大幅度的退回重测，做出来的数据也是七荤八素的，没法核实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因为经过太多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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