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什么都不懂，教训也没有用，我又狠狠打了它一下，豆豆再次躲进了卧室。
我看着它，用了最大的嗓门，看着它：“滚过来！”
豆豆犹豫片刻再次天真的过来了，我提起它，提到一米高的半空，将它狠狠扔了下去，豆豆吱吱的叫着，一瘸一拐的藏进了沙发底下，再叫就不肯出来了。
我叫不出它来，也就泄了气，将自己关进了卧室里，又不知过了多久才稳定下情绪，刚推开门，见豆豆一瘸一拐的迅速钻进了沙发底下，已经对我有了防备。我带上手机、钥匙，换上鞋，弯腰将它从沙发底下拽了出来，不小心碰到了它的伤腿，豆豆吱吱的叫，我抱着它带它去宠物医院看病。
医生问我它是怎么摔得，我说不出话来，医生又说：“问题不大，两三天就好了。”
我支付了医药费，又将豆豆抱了回去。
那时我还意识不到我当时的行径本身就是一种虐待，也并不觉得将一只小狗打到瘸了腿有什么大不了的，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是吗？
我本满心期待这个周末能和李莲一起来烤蛋糕，热热闹闹的，而今它变得令人恐惧起来，我真希望时间能从周六直接跳到周一，多上一个星期的班也无所谓，只要别在周末，让我奉行母亲的命令，去给父亲打这个电话。
打电话让我变得煎熬、压抑、焦虑和愤怒，我分析不出它的原因所在，但我就是本能的不想。
但我毕竟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世事，也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让人持续性痛苦的东西，它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分析不清问题所在，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离着问题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
我躺在床上，再次回想往事，从我第一年离家上大学开始，母亲就开始叮嘱我，要给家里打电话，要给家里打电话……于是我设置了日期提醒，在每周三和周六打电话回到家，而后我意外的发现了一个规律：纵然我在满目春色里打电话过去，心也可以瞬间跌进谷底，他们似乎有耗尽我所有元气的本事。纵使隔着千山万水，只需要依靠一根电话线，也足以将我身体里的能量抽吸干净。
可能是因为我设置了固定的日期提示，所以它实在很像一个实验，实验结论就是：只要往家里打电话，我就会变得抑郁和痛苦。
实验结果是：后来我删除了所有日期提示，并且从此不再听信母亲的话。可能也正是因此，之后母亲便逼得更紧了，用这一根电话线，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我开始每天都在想，我责怪自己不够坚强，为什么不能站起身去保护自己，去面对着我尚且看不清楚的苦难，而让他们躲在黑暗里频频伤害和挖空我的心灵？
我绝不会拨打这个电话！
我不允许自己拨打这个电话！
我怕我意志不够坚定，于是将手机耗干净了电量，万幸平时也没什么人会找我，我将它扔进了次卧杂货间，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告诉艾可和李莲，让他们周末直接到我家去就可以了。我没有多解释什么，也没有说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接不到之类的话。
艾可和李莲在周末顺利的到了我家，李莲人比较爽快，说难听点就是有点缺心眼儿，总像个大龄儿童，她说：“你怎么一脸的丧气？这么不欢迎我们？”
我说：“没事儿”，然后随意找了个接口搪塞她，“天天让余文给气的。”
李莲去摸豆豆，“她怎么气你了？组长才倒霉呢。滕学凯说他都不想干了，天天给他找茬。”
“发生了什么？”我比较关心是否换组长的问题，毕竟是工作上需要天天接触的人。
李莲说：“滕学凯说文姐排挤他，想将他挤出这个公司。”
我并不想让滕学凯离职，问道：“滕学凯怎么招惹她了？这么勤奋敬业的人去哪儿找，余文招他做什么？”
艾可说：“你可能没注意，最近忙，你净知道埋头干活了。有很多和滕学凯一批的老员工，都受到这份排挤了。”
李莲又说：“她好像越来越不正常了，人没招她她就四处挑事，前天在化验室忽然和李翠吵起来了，王工过来看了一眼，说她实验没问题，这才作罢。”
我靠在墙角仔细捉摸着，“我当时在称量间，只知道外面在吵，却没注意吵什么。因为什么吵起来了？”
艾可说：“也没什么，余文故意找茬，说她操作不规范，实验数据不对，翠姐犟了一嘴，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说实话，她可真是吃饱了撑的，她又不是工程师，一个主管而已，她能懂什么？我们把活儿给她做出来不就得了？”
我琢磨着，“啧，她是不是想换一批新人？”
“什么意思？”李莲不懂。
我说：“我们都是一批老员工，对这个公司比余文还要精通，比她懂得多自然不容易服气她，可若是她自己调教出来的人，岂不就听话多了？”
我看着豆豆，说：“小狗得从小养才听话。”
艾可摸狗的手一怔，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李莲傻乎乎的过来拍我的肩膀，“哼，我听懂了，你骂我们是狗。”
艾可说：“照你这么说，这下一批就是我们遭殃了。”
我说：“嗯，等着吧，估计她得一批一批的换。领导都喜欢听话的，我们以后避着她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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