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陆续远去，嘴里一直发苦，我不知道人活着一生有什么意思。
魏明还在睡觉，家里一晚上的折腾并没有惊动他。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关门，婶婶却突然赶了回来，问我找一条母亲的裤子，我知道，母亲大概是尿失控了。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病，连续几天亲戚们陆续从家里带走一些东西，同他们交谈，我才慢慢知道，母亲是脑溢血。我去网上搜脑溢血是什么，搜到的症状似乎没有能与我所看到的母亲的样子对得上的。
魏明还在玩游戏，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父母不在，没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大呼小叫，他看起来更加放松了。
魏明过来厨房抱起馒头和咸菜跑去了我的卧室，电脑音响的声音开到了最大，我怀疑他的耳朵可能会聋掉。
过不久，他又抱着馒头跑过来，推开门问我：“姐姐，老妈的病很严重吗？”
我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魏明该是看到了我沉重的神色，所以才意识到了什么，跑过来问了一嘴。我能体会魏明的心情，他知道自己应该担忧，却不知道怎么去担忧她，从没有人教过他“担忧”是应该怎么去表达的。是要像母亲嘲笑那个淹死的孩子和玩手机的年轻妈妈一样，当个笑话一样去笑出来么？
年二十八，亲戚们带来消息说母亲已经醒了，年二十九，父亲打电话让我过去，因为别人还要过年，而母亲很胖，父亲自己照顾不了她，于是只能让我过去暂且顶着，等年后大家都忙完了，才有空继续轮流照顾她。
我看着母亲安稳的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只有眼睛能动，第一次见她如此平和的样子，说实话，有些陌生。
大妈问我：“你还要回去上班吗？”
她问这个问题的语气让我开始犹豫——到底是应不应该回去？
接着，她很快说：“别去了，你不得留下来照顾你妈吗？”
我知道，我的理想再一次化成了泡沫。
年三十夜，医院忽然大幅度封禁，父亲看着手机说，外面闹起了疫情。
那一夜，武汉疫情大爆发，全国各地陆续封禁。
持续激增的死亡人数，生活受到影响网友们哀怨纷呈，各种提心吊胆的注意事项，似乎都离着我很远很远。
我所能感受到的疫情，是护士一次次的提醒戴着口罩和定时定点的测量体温，叮嘱着不允许出病房门；是走廊里永远消散不掉的消毒水的味道和电梯按键上忽然贴上的透明薄膜；是出病房做完检查以后，再次回来就被锁上的门，于是只能想方设法研究新的路线回去；是医院一次又一次的封禁消息，似乎永远都在延期。
父亲接了一个个电话，电话那边的人无一例外，都说想去探望，但医院不让进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我看着手机里网友们众说纷纭，描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怎样怎样的影响，公交瘫痪、小区封禁、在家办公……然而对于我来说，疫情似乎只是网络上一个个不断跳动的数字。对于我来说，只有这个不到二十平病房里的三分之一处是属于我的。
#黄昏
疫情
病房里没有能睡觉的地方，疫情爆发后楼下便利店悉数关闭，住院楼的门出都出不去——病房门刚打开，门外就会有护士将我拦在那里。我买不到任何的生活用品，只有一张折叠椅子能供我晚上睡觉用。
椅子硬邦邦的，因为是三人病房，晚上总有一盏灯会因为某些原因亮起，早六点护士又会开灯进来，叫醒所有人，让陪护家属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规整，像是来检查卫生的卫生委员。
连续几天，我几乎没有任何睡眠，每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都逐渐让我崩溃。
母亲尚且无法说话，我和父亲都是话少的人，都各自玩着自己的手机。我很希望能利用闲暇的时间能弥补一下睡眠，却不知道这医院里到底有多少规矩，任何一个穿白大褂的进来看见椅子摊着就会让我折起来靠在角落里，我晚上睡觉用的椅子如今只能坐在上面，无法摆任何懒散一点的姿势，就连堆积在角落里的外套和生活用品都不能凌乱，护士们会叫你收拾整齐，别放在那里。
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大约只有这么几样：去开水间打热水，帮助母亲翻身，和试图让自己睡着。
我几乎连续五天没有睡觉，感觉精神已经到达了暴躁的极端，再不睡觉我大概就要死在这里了。
母亲的临床出了院，我垂着眼看着护士将他的床铺收拾整齐，盖上了防尘罩。
我觉得自己的眼神绝对很像僵尸，但那个护士并没有多看我一眼，她可能见过更病态的神情，所以看不见我的崩溃。
当天晚上，我在陆续开启的顶灯之下终于彻底抓狂，顾不上什么道德和规矩，扑到了那张空出来的病床上，将围帘拉上，挡住外面不断亮起的光线。
第二天父亲拍醒了我，让我帮着给母亲翻身，我甚至不知道谁拉开的围帘，一看手机已经到了九点多。
父亲说，睡病床不好，不是病人哪能睡病床的？
他每天在床与墙的夹缝里打地铺，大概没有体会过我连续五天几乎没有任何睡眠的崩溃，我哪还顾得上什么忌讳不忌讳？
我没有带任何行李，换洗的衣服亦或是洗漱用品，只能庆幸这是一个冬天，衣服穿得久一些也无妨，只是我的头发很长，垂下来已经越过腰际，不洗头比不洗澡要要人命的多，我的头发早已变成了鸟窝。因为没带任何头绳，只能拿根筷子随意插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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