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强烈的态度将自己屏蔽起来，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她装成一个情绪崩溃的疯子，对着我大吼大叫，高亢的嗓音填满了屋子里的每一处缝隙。
她并不崩溃，但她要让别人崩溃。
我出了门，不想再说一句话，觉得心累的很，我受够这些人造噪音了。
母亲焦急的跟在我身后，她腿也不疼了。
她拽着我的胳膊，恨不能将它卸下来的样子，“你干什么去？你要干什么去？！”
她苦着脸，挤着眼睛跟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丢人现眼行不行啊？！”她语调高亢，神态却像是在恳求我，恳求我能不能别这样。
她的神情还告诉了我一些更多的东西：千万别得罪别人，能不能保持点体面，别被人这么看不起。
我不理解她的强烈态度，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狗而已，为什么会被人看不起？
我受够了她的唠叨，冷声道：“我上哪儿找去？”
如果我知道豆豆在哪里，我是一定会去的，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就在这一刻，我头一回察觉到，自己对于父母冒出一股浓烈的恨意来。我从未恨过一个人，所以也是头一回知道恨原来是这种感觉，就像心口吹过的一阵凉飕飕的风。
豆豆是我对于家庭最后的，也是全部的信任，信任的高墙一旦坍塌，我看到的是后面血淋淋的战场。
狗不会轻易的咬主人，儿女总是天生的就去信赖父母，阻碍我清醒的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高墙——信任，被她亲手推塌了。
多年后我再次回想起来，我才明白，或许这一天，才是我成人之后真正离家的第一天。
母亲换了脸色，温声哄着我，说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炒青椒，这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小孩子，一个丢了心爱的狗一盘炒青椒就能哄好的小孩子，我觉得她有些荒唐可笑。
她不会明白，通过豆豆身上所暴露出的问题远非如此，她永远也不会明白，因为她、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会有错。
回到潍城以后的后半年时间里，我从没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即便是面对母亲的训斥，面对她的暴怒或者是挖苦、想方设法的逼迫我，我宁可蜷缩在被窝里忍着煎熬和焦虑，崩溃的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像个疯子，也不允许自己向他们屈服，去听从她的命令去拨打这个电话。
我不明白，电话本应该是传达关心和爱意，他们又不爱我，我也并不关心他们，何苦去打这个电话浪费彼此的时间？
一个电话通过去，半天不说一句话，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话题可聊。
除了听母亲抱怨一下我的缺点，抱怨一下魏明的缺点，又或者在外人面前抱怨下父亲的缺点。听着她担忧一下我的工作，担忧一下魏明的学业，担忧一下父亲的工资，进而感觉人生已经过不下去之外，这个被逼着打过去的电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它给我带来了什么？
它只能让人感觉到抑郁。
我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冷硬，甚至没有动摇一下，终于，母亲被逼无奈再次打电话问我——我难得听她像个正常人一样心态平和的说话，而不是装成一个精神崩溃的疯子，她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
我冷笑着，却不肯跟她说一句话，我将手机扔在一旁，进了浴室洗澡，隔着墙听她在听筒里“喂”了半天，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母亲早该明白我的态度就是仇恨的意思，但她其实也并不在乎我恨不恨她，因为她从来也没在乎过我。
我的抗争为自己带来了相对平和的生活，远离父母和他们的声音终于让我能松口气了——或许这并不让我感觉到幸福，但至少让我感觉到了平静。信用卡的欠款已经陆续还上，我算着自己的工资，估计从下一年开始就可以逐渐累积自己的存款。只是，我坐在门口，抬头看着小院里的月亮，我是因为豆豆才买下这个房子的，可是豆豆却永远不在了。
正常和反常
王工突然把我叫了过去，这令我觉得有些诧异，工程师从不单独找我们讲话。
我进门后，她请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忽然说：“来年我就要回新疆了，你想的怎么样了？”
我满脸的诧异，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工垂了下眼眸，说：“来年我要带几个人回新疆总部锤炼一下，初定两年时间，我希望能带你过去。”
半分钟后，我明白了她的意思，瞬间怒火中烧——余文没有通知我任何消息，我不知道她到底阻碍了我多少发展的路。
我稳定下情绪，问王工：“最晚什么时间给出回复？”
王工说：“这个月底。”
我谢过她，说会好好想想，毕竟新疆实在太过偏远。
我出了门，气上心头，打算去找余文算账。到了办公室，却并没有发现余文的踪迹，只看见一群人正在起哄庆祝着什么，艾可也在那里，于是过去问怎么回事？
艾可说李莲升迁成了储备管理，我揉着额头倒不知道应不应该为她庆祝，只得随口调侃道：“哎哟，李莲当官了呀！现在负责什么工作啊？”
艾可说：“储备组长吧，上一个组长不是又下去了？”
听她的语气，我实在没忍住一笑，李莲拍着我的胳膊，小声说：“说实话我有点怕。”
她怕也是应该的，前几任组长流水似的下去，李莲都是亲眼见证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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