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赶往汽车站的时候，晕车很快将我搅得天翻地覆，路过某一个站点，上来一群老头老太太，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提着一桶油站在我身前，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不知道尊老爱幼，你看没有一个让座的”。
我看了看他身上的肌肉，感觉能一拳把我打趴下——他这话就差指着我鼻子说了，然而对我来说累点不是大事，晕车才是大事，站一路我估计就要躺在地上。
老头将手里提着的一大桶油放在我两腿之间，我被迫将腿分的更开了些，这是逼着要我起身，我叹口气，还是给他让了位子，他礼貌性的说了句“谢谢”，没有听出丝毫谢意。
我扶着他身后的椅背，脸色越来越白，腰弯的越来越深，直至弯成了一个虾米，感觉下一刻就要吐在他头上。司机一停，恶心感直窜上鼻尖，我站不稳的差点倒在地上，老头作势扶了我一把，却仍没有将座位让给我这个病号的意思。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坐的如此敦实？一点没有见懊悔。
我真是后悔，良心能值几个钱？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再有下一次我绝对不会让座，大不了让他指着鼻子骂就是了。
两个小时的车程，我每一秒钟都在祈祷他下车，然而他足足做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才终于下了车，将位子还给了我，我几乎是瘫倒在椅子上，耳朵都嗡鸣着。
下车之后的长途汽车对我来说是另一种折磨，尤其过年人多，我想起上一年它足足跑了四个小时，这一年还不知道要多久。
上了车我就挂上了耳机听着歌，希望能一觉睡过去，很幸运，这一次真的睡着了。
父亲像往常一样会打电话问我到了哪里，我醒后给他回了消息，父亲说在车上还敢睡觉？说容易丢东西，他曾被小偷划开过裤兜，但我坐了这么多年的汽车却从来没出过意外，只知道睡不着挨着晕车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挂电话以后我又一路睡到了家里，长途汽车上睡觉令我神清气爽。
一夜巨变
我给月季重新做了牵引，冷风吹在我的脸上，花枝上的刺不小心刺破了我的手，鲜红色的血瞬间渗透出来，我放在唇上抿了抿，血液不小心沾满了嘴唇，掏出一张纸巾垫在伤口上，就近取材，用细铁丝捆扎固定，然后继续做牵引。
花盆里的花果然没有活过来，只有固定边沿的铁丝还是崭新的，荒草从砖缝里伸出腰肢，长了满地，我用铲子处理掉杂草，将院子稍微收拾一下，掐着腰看着自己的成果，听到旁边院子里母亲在喊我，于是将工具收进罐子里，用大理石板盖上，爬出墙头，绕远回家。
母亲做好了午饭叫我们来吃，她坐在沙发上笑呵呵的起了个话题，说刷的短视频上，一个年轻妈妈在玩手机，结果孩子掉进泳池淹死了。她哈哈笑着等我们回应，笑得根本停不下来，似乎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却谁都没有笑得出来，魏明率先开口，“人家孩子死了你怎么好像很开心呢？”
魏明说的正是我心中所想，说实话我为他有这样正确的认知而有些吃惊，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有这样的认知并不容易，于是我也接上话——我希望魏明能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人家魏明说的没错，人都死了有什么好笑的？”
母亲似乎没有体会过落难者的心情，没有想过那个年轻的妈妈会是怎样的愧疚，余生会落下怎样的心理阴影，她没有任何的同理心，反而将这事当个笑话讲出来听，她的态度表达了一个嘲讽的主题——都是她玩手机才把孩子害死的，活该！
我自然明白母亲想表达的意思，我只是不认同她的表达方式。
父亲一摔筷子，吼道：“你妈是告诫你们不要玩手机！还有什么好笑的……”
可能是见饭桌上出现二对一的局面，父亲及时出身捍卫了母亲身为长辈不可动摇的权利，于是再无人反驳他们，我们沉默的吃完了这顿饭，再无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多希望魏明能明白，错的并不是他，错的是母亲的态度和父亲的权威。
我们家吃饭很少会说话，寥寥几句，也是要么是嘲讽别人，要么是贬低自己，再无其他的主题。父亲和母亲像两尊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
年二十三的晚上，凌晨十一点钟，我刚把魏明赶出去，正躺在床上玩手机，父亲突然尖利的一声吼，我从未听他如此急迫的声音，吓得我立刻从床上跳了下去，跑去了他们卧室。
父亲托着母亲的双臂，告诉我，“扶着你妈的头，让她坐着。”然后挨个的打电话。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母亲的身体沉重无比，关节似乎失去了活动能力，一直往下垂，但她太胖太重，我扶不住她，我说：“你坐着！”
父亲吼道：“她坐不住你看不到吗？！”
我这才意识到了什么，只听父亲又喊道：“快打120！”
我与父亲对着120对面的人大呼小叫——我讨厌这样大呼小叫的自己，简直像个疯子一样。情绪的不稳定以至于我们描述了好几遍都没有描述好正确的病情和地点，直到父亲联系过的亲戚们都赶了过来，对面才确认好信息，挂了电话。
我没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聚在家里的人越来越多。120很快回了电话，问父亲要去哪个医院，然后亲戚们一人抬着一条腿，将母亲抬了出去。婶婶收拾好衣服和脸盆，问我找了个塑料袋装上了常用洗漱用品，跟着出了门，临走前又嘱咐我：“你就别跟着去了，留在家里照顾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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