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一笑说：“那你妈得疯了。”
她就算是听进去我的反抗，也知道自己干涉不了什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体会过陪着一个摄像头睡觉是什么感受，一想到摄像头那边父亲和母亲正拿着手机端看，那个时候，我真想脱光了自己，站在摄像头面前让他们仔细看个清楚。
这样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迟迟挥之不去，就像当初坐在济南赶往家的出租车上的那副画面一样。
但人对于环境也只能适应，在这个家里，我从来不是主导者，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利，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找遍了家里的每一处角落，只找到了两处隐蔽的地方，一个是父母的卧室，一个是做饭的厨房，于是我整天躲在厨房里，魏明因为还要上网课，他只能待在我的卧室里，坐在电脑前，接受父母24小时的监督。
我出门上厕所的时候经常听到魏明在通电话，这个电话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能响起，是母亲或者父亲打给他的，让他不要玩游戏，回去睡觉，或者去做功课。
有时魏明躲在他们的卧室里也会很快的接到电话，因为母亲从摄像头的另一端看不到他了，父亲会命令魏明走到摄像头底下，一个能让母亲看见的地方。
有时候家里会突然过来亲戚，奔向连接监控的电视机，因为父亲那边监控黑屏，他们是过来检查摄像头是否故障，是不是我们使坏故意给它遮上了。
我在家里短暂凝造出的平静，因为父母的这一举动瞬间毁于一旦，我明白我拯救不了魏明，并且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那个时候，我无比清晰的意识到：当我开始适应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的时候，我也就逐渐丢失了我自己。
但我无法阻碍自己对于环境的适应力，我适应了躲在厨房里的日子，并将厨房门紧锁，魏明也适应了频频打过来电话的暴躁生活。
我明白，我脑海中所形成的画面，是我对于心灵受到虐待的具象呈现，当这个画面逐渐消失，说明我也就逐渐习惯了遭受虐待。内心深处，我甚至给虐待披上了善意的外衣，以方便自己能去接收它们。因为我不得不在这个家里继续生活下去，我知道我无法离开，我只能适应。
我开始抗拒每一个进门的亲戚，当有人打开我的厨房门，我会感到一阵烦躁，很多时候不管他们在院子里做什么，只要不敲厨房门我都不会去管。就算是有人借了东西，就算是偷了东西我也在乎不起来。
父母虽然没有在家里，但摄像头代替他们继续留在了家里，我和魏明也逐渐找到了自己在家里的位置，一个继续沉迷于游戏，一个继续躲在角落里。
几个月以后，已经是初春，母亲转院到了镇上，骑电动车过去大约要三十分钟，此后父亲经常打电话要我们去送饭。
转院那天魏明也跟了过去，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关心母亲的样子，似乎母亲的生病住院以及半身不遂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母亲一边念叨魏明没有良心，一边双眼放光的跟我们说，她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都会在摄像头里看看魏明。
她说：“现在不在家了，看着他玩游戏都管不了的，一开始打电话说几句还会听话，现在越来越说不动了，越长大越管不住了。”
我说：“那你安装那么多摄像头干嘛？干看着又管不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瞬间暴跳如雷，吐字不清却铿锵有力道：“我是为了看我们家魏明！你以为还看你啊！你死不死的我才不管咧！”
我庆幸她并不关心我的死活，没有一直盯着我看，否则我会疯掉。
我最终还是适应了有摄像头的日子，我无法让我自己持续的抗拒这个东西的存在，可能我身体里的另一个我知道，抗拒并不能让我更好的适应生存环境，所以对于这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她选择了接受。
春意渐浓，我爬上房顶想看看月季花开的怎么样了，刚上了楼梯，感觉到屋顶上吹来的风不再是凉飕飕的，心想着，或许我又找到了另一块略微自由些的地方。
我坐在屋顶上远远看去，看到了满墙细密的花骨朵，心中估摸着花量。
母亲打来电话说想吃饺子，让我和魏明包饺子给她送过去。魏明四五岁的时候因为玩面团意外学会了擀饺子皮，自学成才，而我是在前几年才学会了包饺子和调馅，也是自学成才，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学会的。
我下楼去和魏明说了此事，魏明不肯挪开电脑面前，抱着手机低着头眼睛也不眨的挪过来，迅速扫了我一眼，说：“你先和面，和好了叫我擀皮儿”，又飞奔回电脑面前。他的步子掷地有声，穿着拖鞋也跑的飞快，每一步都感觉要把地面踩踏掉，踢踏踢踏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
我只能自己和面，因为之前研究过烘焙，和面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饺子包好以后，母亲打电话过来让我把魏明也带过去，魏明对着电话那头吼着，“让我过去干啥？没事儿老是叫我过去干啥？……”
他烦不胜烦，只想躲在自己的游戏里。
魏明吼归吼，反抗归反抗，但也只能跟着去我镇上的医院。蓉花镇这几年发展的很快，城市面积扩大了三倍多，有很多路我都没见过，一开始只能跟着导航走，走得多了才慢慢熟悉过来。
单论环境来说，蓉花镇水草肥美，湿地面积占地很大，大小湖泊相连，芦苇丛生，微风轻拂芦苇荡带过来它毛绒绒的种子，怎么看都是招人喜欢的，而我却怎么都喜欢不起来，像是这样和煦的风怎么都吹不到我的心里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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