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干部胸脯一挺：“八路军还有俘虏？”
——这不日本武士道么！
杨神父二话不说就去找凌初提意见了——“八路军的作战中有太过感情用事的倾向。”他这一次倒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说得挺委婉。
凌初了解了一下情况，就把那个干部找来了：“我们当前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集中有效兵力消灭敌人，不能贪多冒失，你有没有做到？”
“做到了。”韩队长立得笔挺，“上次伏击战中我们牺牲了两个同志，五个负了轻伤，鬼子二死二伤，缴获三把三八大盖，子弹87发，手雷一个。”
凌初点点头说好，转脸问杨神父：“有什么问题？”
旁边殷政委见杨神父脸色不好看才要开口，杨神父先说话了，语气硬邦邦的极为肯定：“韩先生他们只有大刀标枪。”
凌初说是啊，韩队长就不服气的说我们不是刚缴获三八大盖了么。
“日军装备是步枪手雷和掷弹筒。”杨神父的语气更硬了。
凌初就点头说是这样。
杨神父这下发火了：“他们只能算是平民，根据中国的国情，连有自卫能力的平民也算不上，你怎么能要求他们参加战斗呢？”
这不是送死么？！美国人最重视人命，杨神父想到《日内瓦公约》立刻火又上了一层：“你们中国人，对鲜血，对生命，太不在乎，太轻视了！”
“杨先生，”凌初这时才明白过来，表情颇为惊讶，“我们装备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组织也不如人，除了人命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拼命，还能干什么？”
杨神父脸就白了。幸好殷政委经验丰富，对杨神父解释：“杨先生，我们已经流过太多的鲜血了——”
一语未了，杨神父拂袖而去。
后来顾筝受殷政委之托去解释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时候杨神父并不是生气。他说他想起了朋友给他描述的淞沪之战中的中国军人。
没有飞机，没有军舰，没有坦克，没有机枪手榴弹，连步枪火力都不如人，日军一炮下去尸横遍野，甚至十分钟可以拼光一个师，整片战场上血肉狼藉，尸横遍野，可就是在上海那种没有战壕没有遮蔽的地方，中国人竟然坚持打了三个月。
他的记者朋友对他说他们每天在租界里，眼睁睁的看着那一场战争，战争的每一分钟都在烧钱，中国人烧得却是人命，烧得惊心动魄。
“我们不拼命，还能干什么？”
凌初说那句话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拼死挣扎穷途末路的口气，好像那只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一样，坦然的令人心惊。杨神父说他突然一下子发觉凌初温和文静的眼神下面有那么一点像钢铁似的东西——让人害怕。
但是他无法理解，就像那些西方的军事家无法理解何以日本三个月无法灭亡中国，何以淞沪会战中国人可以坚持那么久，尽管根本无法取胜。
顾筝没说话，她想起了挂在顾简卧室里那幅条幅——“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那是顾简的一个同僚赠给他的，而那个同僚，是顾简这种黄埔军校正牌子出来的人最瞧不起的杂牌军三十四旅的旅长。
三十四旅战斗力有名的弱，旅长参谋长各有靠山平时是冰火不同炉，互相拆台，在雍山的门户要冲马头镇上整编驻扎时又扰得地方上鸡犬不宁，气得师长调度军备时，只给了他们三百杆步枪——“多了还不换大烟抽了？”
日军长驱直入，打到雍山的时候，顾简坐镇雍县，对这有前科的同僚实在有点心里没底，可旅长居然守着马头镇死扛硬挺，身受重创仍然死战不退，被护主心切的警备连连长硬把他抬下了火线。
督战队长是三十四旅的参谋长，本来与旅长就不合，见此情形更是大怒，举枪就要行军法，警备员是旅长亲信，也不相让：“旅长都打成这样了，弟兄们都快死绝了，还不能撤？”
一时剑拔弩张，参谋长见士气低落，大势将去，撂下一句“国难当头，前有投敌团长，今有避敌旅长，足为我三十四旅之耻！”愤然举枪自尽。
众人皆惊，那警备员扑通一声跪下，眼泪就下来了。旅长倒很平静，只指着阵地说了一句：“还不快把我抬回去？”
整整一个旅，五千余人独守孤镇守了三天三夜，除了最后重伤之下无奈投诚的第一团团长劭英麒及其部下四十三名轻重伤员，和撤到桥头镇被第四天终于突破敌围赶到的顾简援军救下的百名伤兵及两名通讯员以外，全部殉国。
就因为这一仗，气焰逼人的几个日军联队长对着地图重新研究了一下，觉得没必要增加无益的伤亡，遂避开雍山县城，径沿大路推进。
“我们以前甲午的时候打不过他们，现在也打不过他们，然而将来，吾河山终不变色！”
坐在桌边对着一盏油灯研究情报的凌初，天黑了还在外面谷场上练刺杀的警备班，看着自己身边这些跨着缴获的王八盒子束着只有三十几发子弹的子弹带的干部，看着整齐倚在屋角的大刀砍刀鬼头刀，突然就明白，在那样兵败如山人心惶惶的时候，顾简何以有那样的底气，说出那样的话了。
不拼命，还能干什么？既然人拼了命，也就没什么做不到的了。
不过，凌初的长相，实在不像会随便撂出一句话就能吓倒人的人物。
直到很久之后，顾筝仍然记得，那个时候的凌初，每天闲下来，随便坐在屋外一块石头上读书的模样，让她总有一种错觉，这不是八路军的部队，而是顾筝刚离开不久的校园，每天急匆匆的向教室赶的时候，清晨的小树林边草坪上静悄悄坐着许多早读的学生，凌初就应该那么安安静静坐在人们中间，让她不经意中一眼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