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以南地区，煤矿资源并不丰富，只占整个华夏煤矿资源的9左右。但正是因为少，这里煤的价格更贵。这里的煤矿总蕴藏量比较少，不适合建大型煤矿，几乎都是小煤矿。这里的煤矿埋藏较深，矿井的深度往往过百米。矿井里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塌方和落石是家常便饭，矿工需要自己注意防护，伤亡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见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工伤能得到些钱物的抚恤，这里的一条命最多赔偿五千元，而政府的工伤赔偿标价是四万五千元，但是从来没有人拿到过。矿工一年最多能挣两千块钱，五千块钱甚至连他们三年的收入都不到，这便是一条人命的标价。挖煤的辛苦和危险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但是他们都有不得不从事这项工作的理由。总的来说，他们来挖煤主要有三种目的：娶媳妇、建房子、供孩子上学。为了攒一万块钱的彩礼，他们要在这里背近十年的煤。后面还要建房子和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们一般要干到生病或死为止。长期在煤矿里挖煤，得病是必然的事情。矽肺病是这里的必得病。一百多米的深度，他们背着煤上来，就需要半小时左右。拖着一百多公斤的煤筐，在狭长的隧道里走，他们往往需要手脚并用，佝偻着腰往上爬，爬到顶部以后，他们还需要继续走一段路，将煤运到指定的地方。如果遇上雪天，很容易摔伤。他们的午饭就是一壶开水，几个馒头。有面条和啤酒就算是享受生活了。在这个贫困的西北偏僻之地，他们的土地上基本没有什么产出，一个小煤矿，就像大地母亲的一根脐带，为当地提供滋养生命的能量源泉。如果没有它，许多人虽然不会死在矿井里，但是他们会因此终生娶不到媳妇而断了生命的传承。因此，他们明知道可能会死，但是毕竟还有的希望，就是为了这点弱如萤火的希望之光，他们宁愿承受着无尽的黑暗和折磨，用燃烧生命的方式，照亮血脉传承的路。当地政府也知道，这些小煤矿是没有开采证的。但是如果取缔了，当地人就更没有了经济来源。最重要的是，官员们也需要这些小煤矿，为他们个人提供源源不断的额外收入。因此，这些煤矿要想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开下去，上下打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专查运煤车的交警，额外收入超过一个县长的正常工资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因此，查运煤车的工作都是大家争抢的岗位。领导为了公平起见，在查运煤车的关口实行轮岗执法。每个人值班一个星期，能捞多少全凭自己的本事。李二狗和李老实曾经就是在这样的小煤矿中扛活。因为他们是外乡人，而那些挖煤的多是附近村里的人，他们并不欢迎外乡人来抢他们的生计。因此干活最多的李二狗，只拿不到别人一半的工钱——每个月五十块钱。他的父亲李老实只拿别人八成的工资——每个月一百三十元。就这还是李老实求了好久才能进来的。胡可来的小煤矿在附近算是中小规模。矿上共有工人五十来人，分为三班，日夜不停。一个人平均一天能出煤两吨多，需要上下矿坑近二十次。每吨煤的开采工钱大概两块五毛钱，一天下来也就是五六元钱。煤的出矿价格可以卖到八十元每吨，胡可来的小煤矿一天可产煤一百吨左右，日销售收入在8000元左右，成本也就500元左右，月利润二十多万元，年毛利润二百五十万元左右。当然，这些毛利润不可能是他自己独占了。在煤的食物链中，煤老板并不是最高级别的食利者，很多时候，他们必须把吃进去的吐出来，给另外一拨人。这一行最大的风险不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矿难，而是随时可能下发的通知。最大的成本也不是工伤赔偿和工人工资，而是疏通上上下下关系的开支，以便有人随时提供方便。每年胡可来至少要在打点当地的安监部门、环保部门、矿产资源局、公安交警、工商税务的关键人物上花个五六十万。每年的工伤事故还要赔个好几万。他自己能有个一百大几十万就算不错了。当然，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收入也是个天文数字。他一个月的收入，是一个矿工干到死也挣不到的钱。胡可来的小煤矿和周围的其他小煤矿一样，都是无证经营。因为他们的产能和安全措施不可能达到规范的要求。那些收了钱的关键人物并不会为他办任何事情，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承诺，甚至连一句话都不会回答他。钱的作用仅仅是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煤矿不出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来烦他们，如果出了事情，他们还是要自己兜着，收了钱的人也不会因此而不处罚他。因此有什么安全事故，最好不要上报，否则煤矿就会被查封，上面的人也要担责任，以后再想重新开张就难上加难了。所以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到上报工伤事故的消息。所有的工伤事故都是私了，矿工们也不希望有人闹事停工，这样大家就丢了饭碗，还得重新找活。长期下来就形成了默认的一些规矩，一条人命最高五千元的赔偿就是这样形成的，拿了钱的人，基本上都不会选择闹事。胡可来的父亲是村里的族长，老兄弟五个，他父亲是老大。胡可来在兄弟中排行老大，他还有三个弟弟胡可干、胡可浪和胡可为。最小的弟弟胡可为是乡派出所的警察。他这一支是他们家族里人丁最兴旺的一支，他的四个叔叔也是子孙兴旺，只是比他家稍弱一些。可以说在胡家村，他们家族就是村中最大的势力。否则，这煤矿也轮不到他家来开。胡可来的几个叔叔家也有煤矿，和他家的相隔也不远。人总是：（）湖心有个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