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娃娃能够走那么长的旅程吗？”
拉宾诺维茨在大祭坛旁边停下脚步，用赞美的目光凝视着螺旋形柱子。“这座大教堂多么华贵、多么美好啊。真是登峰造极了，您说是不是呢？象这样的巨大人工，都是为了崇拜一个被罗马人处死的穷犹太人。现在这座建筑物俯瞰着整个罗马城。我想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他咄咄逼人地直盯着娜塔丽的眼睛。“我说，亨利太太，你听说过从波兰和俄国传来的消息吗？恐怕您应该冒险把你的小宝宝带出欧洲去。”
埃伦-杰斯特罗亲切地说：“战争时期，各式各样的消息都会听到的。”
“拉宾诺维茨先生，我们要在九天内离开这儿，”娜塔丽说。“我们的飞机票都买定了，许可证也领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弄到手的。我们要坐飞机回国去。”拉宾诺维茨用一只手捂住脸，摇晃着头。
“您身体不舒服吗？”娜塔丽摸一摸他的胳膊。
他松开了一道皱起的眉毛，苦笑了一下。“我有点头痛，可是现在好了。您瞧，赫伯特-罗斯先生也有飞机票呢，他却要跟我一道到那不勒斯去。要是你们跟我们同路，我们是欢迎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即使我们愿意考虑采取这个不顾一切的行动，我们也不能换一个出境签证啊，”杰斯特罗说。
“谁也没有出境签证。您只作为上船送客人的。开船的时候，您作为忘记上岸就得啦。”
“要是出了一桩毛病，我们就永远走不出意大利了，”杰斯特罗坚持说“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拉宾诺维茨朝他的表望了一眼。“说句老实话。我怎么也不敢担保您走得成，杰斯特罗博士。罗斯先生告诉我你所遇到的麻烦。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恐怕您是某些人叫做头等货的一种人，”——他用他流畅的德语犹豫地说出了这个美国土话——“那才是您的真正问题。有一天意大利人可以利用您大做交易，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要走的时候也是可以出些毛病的。可是，能够会见您真是莫大的光荣啊。要是您同意去，我们可以多谈一些。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有很多问题。您的耶稣跟这没有多大关系，是不是？”他用两手朝着整个大教堂一挥。
“他是一位犹太人的耶稣，”杰斯特罗说。“那就是我的论点。”
“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情，”拉宾诺维茨说。“这些欧洲人崇拜一个被谋杀的穷犹太人，那个您写得那么出色的年轻犹太法典学者——在这些欧洲人看来，他就是上帝——但是他们却又一直继续不停地屠杀犹太人。一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杰斯特罗用在课堂里讲课时那种舒舒服服的、含讥带讽的口气回答，这种口气和当时环境是极不相称的：“对，你应该记住，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半依旧是挪威的和拉丁的异教徒。他们一向为他们犹太上帝的犹太法典中的伦理道德所激怒，
因此他们可能从那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
“我从来没想到过那种解释，”拉宾诺维茨说。“这是你应该写出来的一个理论。好，我们就这样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吧。我相信，您是会把这件事再考虑一遍的。今晚六点钟罗斯先生要打电话给您，问您要不要歌剧院的票子。要或者不要，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好，”娜塔丽说“我们非常感谢您。”
“感谢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您的小宝宝是女的还是男的？”
“男的。可他只是一半犹太血统。”
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挥一挥手表示再会，说：“没关系，咱们可以带他走。咱们需要男孩子。”说罢，他就快步走开了。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旅客中间时，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
“这地方很冷，”杰斯特罗博士说“而且非常沉闷。咱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面散了一会儿步，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一遍。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她一想到他要走，心里就很不安。杰斯特罗指出，罗斯并不象他们那么安全。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今年初，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
在旅馆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而且非常烦躁。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经受不住，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更不用说不合法了；坐在一只拥挤的破船上航海——毫无疑问食物、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还可能让途跋涉穿过山地：终点是一个原始的、不安定的地方。的确，娜塔丽只消朝她的娃娃望一眼，她的主意就打定了。
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喂，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又仿佛有点焦灼不安。
娜塔丽说：“赫布，我想我们不去了。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
“娜塔丽，你在犯一个错误，”罗斯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你打定主意了吗？”
“打定了。”
“祝你幸运，年轻人。我是肯定要去的。”
在凉爽的清晨，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杰妮丝-亨利离开了家，驾车向珍珠市驶去。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咳得非常厉害。他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五度。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浑身淌汗的娃娃吃下，自己动身到市里去，留下那个中国保姆照料孩子。
从山顶望出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儿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者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只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v字形波纹。
杰妮丝从汽车里出来，寻找她丈夫的船只。使她失望的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不在港口，海上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她一直盼望着他能在星期日早晨回来。她从汽车的工具箱里取出望远镜，向天边仔细观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四烟囱的旧驱逐舰的烟囱伸出水面，船身已经埋进水里。华伦去了以后，到星期二该是两个星期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过着一种腻烦透顶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多么叫人腻烦！
昨天晚上，由于寂寞无聊，杰妮丝接受了她早已认识的一位中尉的邀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一夜的舞，他是在彭萨科拉淘汰下来的，目前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服役。维克已经咳嗽了好多天，不过他的体温一直正常。当然，她要是早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就决不会在外面一直呆到三点钟以后，又是跳舞又是喝酒了。但她依旧感到内疚和恼火，对这种愚蠢的生活腻烦到了极点。
自从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她一直越来越觉得腻烦，她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堂堂一表的风流公子，而是一个有狂热事业心的海军军官，他有时对她恩爱备至，但大部分时间几乎眼里没有她这个人。谈情说爱充其量只占很少时间。在二十三岁上就做一个给海军看婴儿的临时保姆，杰妮丝-拉古秋到头来会有什么结局呢！她在舰队司令部做半天翻译电码的工作，免得跟随军家属一道疏散，但那也是一种又沉闷又劳累的工作。杰妮丝有时非常想反抗，但到目前为止，她什么也没有对华伦说过。她害怕他。不过她迟早要跟他摊牌，即使闹离婚也在所不惜。
在十字路口的一个绿色木头小房子里，一家小杂货店正在开门营业，两个胖胖的日本孩子在东倒西歪的门廊内玩耍。很幸运，这个杂货店储备了一些稀奇的杂货，这样她就可以不用把车子远远地开到市镇上去了。她刚走进店去，忽然听到港口上空响起一阵炮声，正如几个月来在实弹演习时断断续续地听到的那样。
店主正站在柜台后面喝茶。这是一个黑头发的矮小日本人，上身穿一件花运动衫。在伸手够得到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各种货物：罐头食物、药品、平底锅、扫帚、糖果、玩具、汽水和杂志。他站在悬挂着的一条条干鱼下面，微笑着点头招呼：“要擦皮肤的酒精吗？好的，太太。”说着，他就从背后绿色的帘子中走进去。炮声越来越猛烈、响亮，飞机在上空轰鸣。她想，真怪，怎么这个时候搞起演习来了，在星期日清晨军旗升起之前；不过，也许这样做是很对的。
杰妮丝走到门口，发现大量飞得很高的飞机在一阵阵猛烈炮火的黑烟中间列成密集的队形向港口飞来。她走进汽车把望远镜取出。最初她看见的只是蔚蓝的天空和一团黑烟，然后有三架飞机飞入视野，形成耀眼的银白色三角形。飞机的翅膀上绘有一个实心的桔红色圆形。她吓得目瞪口呆，用望远镜观察它们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