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皱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吃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
“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艺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叠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谈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作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但现在大概是除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但是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运动衣、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完全恢复了疲劳，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一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如何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斯鲁特若有所思地喷了一口烟，眼睛注视着前方。“相当漂亮。头脑很聪明，很有教养。”他突然看看表，站起来。
“我一定给您写那封信，在我写的正式报告里，我也会提到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