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继续讲我阿翁之事吧。在农事方面，我阿翁实施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文化方面，又建造了弘文馆、史馆、崇文馆等来藏书……”
嬴政对建造藏书馆兴趣不大，却对后世的耕种制度很有兴趣。
于是，他目光灼灼地看向了李令月：“可否为我细细讲解一下‘均田制’与‘租佣调制’？”
田里的粮食产量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凡是头脑清醒的封建帝王，就没有不关心耕种之事的。
李令月对于嬴政会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感到意外。
她对着嬴政点了点头，道：“将我大唐的无主之地租予百姓种田，并向百姓征收赋税。我阿翁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唐从最初建国时的萧条中渐渐缓过了劲儿来……”
均田制这种制度源自北魏孝文帝，彼时，男、女、奴婢和耕牛均可授田1，北齐与隋、唐也沿用了这种制度。
到了隋唐时，官方取消了对妇女、奴婢的授田。一定程度上，这也使得在田间劳作的妇女们不得不依附于她们的丈夫2。
李令月无意评价李世民不给妇女、奴婢和丁牛授田究竟是对是错，因为发展到武周一朝，随着百姓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已经隐隐有崩溃的迹象了——朝廷已经没有足够多的田地可以租给百姓耕种。
在这种时候，阶级矛盾显然才是主要矛盾。
想要重新分配蛋糕，至少得先保住蛋糕甚至将被人夺走的蛋糕重新抢回来再说。
武皇与李令月若要抑制土地兼并，维持住均田制，其难度显而易见。
她们有心以法律的形式限定每家拥有的田地数量，每家可拥有的田地，则以爵位高低为准绳，依次递减。
但既得利者绝不会乖乖吐出吃进嘴里的肉，若要将新法推行下去，她们必将受到重重阻碍。
在李令月率军出征之前，武皇就在暗自为变法一事做准备。
这变法之事，不变则已，一变必要一鼓作气，否则一切便前功尽弃。
李令月将大唐的种种情况分享给嬴政后，又补充道：“每个王朝发展到中后期，大概都绕不开土地兼并这个问题。我大唐如此，大秦日后亦是如此。虽说陛下眼下还不需要为此而担心，但日后这也是陛下的大秦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早在李令月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嬴政的脑子便已开始高速运转了起来。
在他看来，李令月所说的这个“均田制”，与当初周王朝实行的“井田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譬如两者都是拿出国家的土地，租给底下的人种，且都规定了这土地只能供这些耕种者使用，不能随意买卖。
若说其中有什么不同，便是这“均田制”是直接将田地分发到种地的黔首手中，由黔首来缴纳赋税。“井田制”则是周天子将田地租借给底下的诸侯，诸侯又将土地租借给卿大夫与臣属等，届时，诸侯及其手下的卿大夫给周天子缴纳赋税。
坐拥这些田地的诸侯与卿大夫经过代代积累，势力会变得越来越强。而在井田上辛苦劳作的黔首们，则没有任何好处可拿，他们在耕种之时自然也提不起干劲。
一百多年前，商鞅看出了“井田制”的种种弊端，于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他“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化。秦国的黔首想要获得土地和爵位，便得拿军功来换，上战场去拼。
正因如此，大秦锐士才会如此悍勇，闻战则喜。
这种获取田地的方式，在战时没什么问题，待天下平定之后，他又该将这一条换成哪种策略？
若是像李令月的大唐一样，采用均田制，大秦与六国之地有没有那么多的田地？
嬴政渐渐皱起了眉。
秦国的军功制是按照人头来的，斩了几颗敌人的头颅，都对应着不同的爵位及田地奖励标准。
若秦国大军当真按照嬴政原计划的那样，逐一推平六国。等到六国灭亡之日，别说拿出无主之地来实施“均田制”了，嬴政很可能连本应兑现的军功制奖励都给不出来——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即使是他，也不可能凭空变出许多地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