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茂依靠在床头上，看着眼前这位尚且年幼，但是骨子里透着自信的皇帝，脸上满是笑容的道：“陛下圣明。”朱由校回头，看了一眼杜茂笑了笑，接着说道：“这段日子，朕在内书房，看了看万历新政--张居正对我大明进行的一系列革新。朕有了一些心得。张居正此人，在朕看来，那是极有经世之才与果敢魄力的。可以说，若无意外，凭他所奠定之根基，足以让我大明延续百年盛世，威服四方。张居正初揽大权之前，大明积弊丛生，犹如沉疴痼疾。他力排众议推行考成法，一扫官场怠惰之风，官场风气由此焕然一新，令政令通达。朝中上下的各级官员皆不敢懈怠，政务处理高效有序，为后续革新铺就坦途。张居正清丈土地，使田亩实数明晰，赋税征纳趋于公允，国库充盈，财力雄厚。实行一条鞭法简化赋役，农商互利，经济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军事上，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稳固沿海、边疆防线，让百姓免受兵燹之苦。内修战备，外展国威。如此种种，确确实实提高了我大明的综合实力。张居正革新以前，我大明是什么情况？说白了，我大明主要是被庞大的文官集团，也就是那些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共同的思想和利益纽带一致的文官所把持。这些通过科举制度上来的官员，他们凭借出生于同一地区的“乡谊”，同年考中举人或进士的“年谊”，还有婚姻关系形成的“姻谊”。通过这些关系，使他们结成一个个小集团，相互关照、提携和包庇，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凭借特权，扶植自家的亲戚成为地主、商人，以谋取私利。还有地方上的地方豪强与土豪劣绅，他们依赖世代积累的土地和势力，大量兼并土地，却通过各种手段逃避应承担的税赋，将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严重影响了我大明的财政收入，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性。当然，还有依托我大明皇权所诞生的宦官集团。他们掌控了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权力极大。这是皇帝制衡文官的手段之一。但是，我大明的历任先皇，却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住局势。盲目相信、宠信自己身边的亲信宦官。导致这些宦官凭借着来自皇帝的宠信，势力逐渐膨胀。这些宦官们通过干预朝政、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等手段聚敛财富，形成了以皇权为依托的特殊利益集团，长期与文官集团之间有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而文官们对抗宦官集团的手段是什么？他们在放纵和引导！没错，就是放纵！那些自诩清流的文官们，表面上对宦官们的行径义愤填膺，动辄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弹劾宦官专权乱政，引得民间舆论哗然，仿佛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朝堂清明的最后守护者。可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恰恰是在放纵这些宦官的贪婪与权势欲。让这些宦官的心态日益骄横。本身，我大明的很多政策是好的，是为了我大明百姓着想的，可是为什么好的政策往往落到下面就变了样子？成了坑害百姓的政策？那是因为，我大明皇帝让这些宦官下去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宦官们都被当地的文官们所引导了。就比如皇祖父曾派宦官陈奉、高淮、陈增等去收取店税、矿税。但是往往都会闹得当地民不聊生！这些宦官就这么孤身一人，顶多带上一些亲信太监，就能干成这么多大事么？这背后，除了有来自皇权的威慑，更多的还是来自这些地方上的文官的刻意放纵和引导。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些宦官为非作歹的倚靠之一。他们在宦官们下去地方的时候，往往会刻意放低姿态，以臣服的姿态，去放纵宦官们的骄横的心态。在这些宦官麻痹大意的时候，在引导他们去触碰那些灰色地带，去搜刮民脂民膏。待民怨沸腾的时候，文官们便引导舆论风向，将百姓对朝政的不满全部引向宦官群体。这些文官们把控着赋税征收、民政诸事，他们对宦官的爪牙在当地的不法行为，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矛盾激化。等闹到不可收拾，再以平乱者的姿态出现，顺理成章地收拾残局，既收获了百姓的赞誉，又削弱了宦官势力，同时还能向皇帝证明自身的不可或缺。然而，那些宦官们也并非全然愚蠢之辈，他们渐渐的也会识破这些伎俩，于是便会对文官们进行疯狂地反扑。于是，双方陷入了无尽的恶性循环，消耗着大明的国力，而真正受苦的，却是底层的百姓。百姓们在宦官的搜刮与文官的不作为、乱作为之下，生活愈发艰难，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大明皇室在地方上威望日下！最后，还有那些守旧派士大夫，这些人最是可恶，可以说是狗屁不是！这部分人秉持部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社会秩序观念，思想保守僵化。经常站在微言大义之下说话，从来不考虑实际的情况，只是夸夸其谈！朝廷每每有新政策的推行，不管这政策能为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为国家增添几分昌盛，他们一概嗤之以鼻。但是这些守旧派士大夫，又极为擅长粉饰太平，写就洋洋洒洒的文章，歌颂所谓的盛世景象，对民间饿殍遍野、盗匪横行的乱象视而不见。凭借着几分笔头子上的功夫，在士林中沽名钓誉，互相吹捧，结成顽固的利益集团。这些就是万历新政前的大明的情况！那么，再说说张居正为什么能成功？万历新政成功的前提是什么呢？他的首要前提是来自皇帝，也就是朕的皇祖父以及曾祖母的的强力支持。有了来自我大明皇室的强力支持后，张居正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和那些以前的旧的利益集团直接碰撞的么？”：（）大明：朕才是帝国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