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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样精通，眼高于顶看不起男人，博士毕业了还没正经谈过恋爱。
周赫煊都怀疑女儿是不是同性恋，结果今年突然领着一个男朋友回家。那男的才20岁，大学都没毕业，比周灵均整整小了七岁啊！
但不得不说，周灵均的小男友帅得一逼，并非娘娘腔气质的帅，而是英气十足那种帅，就特么跟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周赫煊终于知道了，女儿不是同性恋，而是超级颜控党。
周家二小姐周纯熙则在英国定居，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闺蜜，并且受女王陛下的影响成了女强人。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周纯熙就跟着外公欧尼斯学习管理公司，如今英国皇家制药公司基本上是她在打理，欧尼斯只在幕后负责掌舵。
去年初，周纯熙跟伊丽莎白女王一起出席王室晚宴，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对她一见倾心，并请求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出面做媒。
周纯熙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尝试着跟比利时国王约会了几次，感觉还算不错，之后一直保持着通信。这位国王年轻帅气，谈吐不凡，学识渊博，而且性格开朗，简直一等一的钻石王老五。
两人书信往来整整一年多，国王先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自飞去伦敦求婚。
周纯熙的回复是：她可以答应结婚，但有三个要求。第一，每年至少有九个月的时间，她必须住在英国打理公司；第二，比利时王室不得干涉她的私人生活；第三，国王先生不得有外遇，如果有外遇就立即离婚。
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要求，国王陛下都表示同意，就是第一个要求让他非常为难，以至于现在都还在考虑期间。
……
会客厅。
周赫煊、徐志摩、叶灵凤和徐吁正在搓麻将，边打牌边聊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形势。
抗战期间，徐志摩一直留在上海，战争迅速洗去他身上的天真和散漫。他和好友邵洵美、项美丽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专门印刷各种抗战爱国小册子。
这个时空，《论持久战》能在上海迅速传播，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劳。
为此，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而且还雇佣保镖、东躲西藏。
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徐志摩教文学，张幼仪教德文。
至于叶灵凤，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当年和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被禁，又主编《现代小说》，被捕。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一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
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当时是这样形容的：“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绿背”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深恶痛绝。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
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一方是“绿背集团”，另一方是“反绿背集团”。
“爸，我回来了，”周维烈推门而入，“叶叔叔好，两位徐叔叔好！”
……
夜晚。
周赫煊惊道：“什么，你准备去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