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1991年，有一次我要到广州出差，当时我是二级作家，按规定可以坐软卧。我托人买到软卧车票，人家送票时开玩笑说：软卧车厢里有两种人，一种是高干，另一种是个体户。你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勉强享受高干待遇。但很多人称他你们是文丐，这让我受到很大刺激，于是下海。
记者：经商成功吗？
熊召政：我不能说我很成功，但我发现，赚钱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只要你稍有点头脑，你都可以分享改革成果，就是兼一份职也多一份工资啊。
记者：作为企业家你也是成功的？
熊召政：我说的是赚钱，不是办企业。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就象做一个优秀作家一样，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的才情，智力，人生经历，我的性格，各方面决定我难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我可以赚到钱，但绝对不会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我在商海里尝到了一些甜头，没有遭遇大的挫折，但与其在商海中尝那些小甜头，不如回到文学中品尝挫折和失败。这点我彻底搞明白了，我是文人。
记者：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掌鞋能拿世界第一，你就会去掌鞋。
熊召政：（笑）对对。我选择我可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就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抵制各种诱惑。我认定我的安身立命之处，也就是价值最大化之处还是写作，所以我回归了文学。
记者：您觉得自己最不适合当企业家的性格有哪些？
熊召政：自视清高，不爱应酬。我喜欢过有规律的、从容不迫的生活，不习惯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这些性格注定我做不了好的企业家。
记者：商人生涯，有没有难以割舍的东西？
熊召政：有人曾开玩笑问我，有多少钱能让你安心追求当大作家？我说有200万就可以神闲气定地当作家了。那人说，你是不是有两百万就回去当作家？我说我肯定回去。
记者：金钱毕竟是好东西，当作家很难象经商那么容易挣钱吧？
熊召政：在商海中，我一年能赚到的钱比我花5年写这一部小说要多。但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称得上奢侈的爱好只有一个，打高尔夫，这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不愿意进入任何社交场合，几乎所有的晚上都在家里，一个人在灯下看书，经商的时候也是这样。喝什么名酒，穿什么名牌……对这些我不是很在乎。
记者：商人生涯对你写《张居正》有帮助吗？
熊召政：帮助很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中心地带。80年代初思想解放，作家处于社会的中心。90年代经济是中心，身处其中可以及时地、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节奏，看到旁观者看不到的趋势和暗流。文人看社会，很容易将个人好恶作为公共标准。比如，有人不喜欢喝酒，看到全社会都在喝酒，就得出了社会不正常的结论。只有参与到社会当中，人才会知道社会多复杂，做成一件事多么艰难。
记者：是为了写《张居正》而回归作协，还是因为回归了作协才想写《张居正》？
熊召政：是因为想写《张居正》而离开商海的，我研究张居正时的身份还是商人。即便经商，我也坚持每天读明史。
记者：谈谈这次获奖好吗？
熊召政：很高兴。我最强烈的强烈感受是：你尊重文学，文学也会尊重你。我花了10年时间，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被潮流卷入，认真做文学。结果证明，严肃的创作态度读者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不要试图愚弄读者。
记者：什么是愚弄读者？
熊召政：比如写皇帝吃早饭。如果觉得这种细节随便编造也无所谓，这就属于愚弄读者。
记者：你对评论界怎么看？
熊召政：评论界也不是铁板一块，与作家一样，评论界中也有很多非常严肃的人。
记者：您刚才虽然没有提到严肃文学这个词，但始终在说严肃。
熊召政：严肃文学不只在专业中，在一般读者中也有市场。一个民族可以有各种文学，但是保持一个国家文学尊严的这部分文学还应该是严肃文学。
记者：谈到文学尊严，就会涉及文化底蕴。您觉得西方文化从根子上就高于中国文化吗？
熊召政：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不能用盛唐气象代替全部中国历史，也不能用近代屈辱代替全部中国文化。我在印度访问时曾经说过，佛教在印度几乎已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始终发展演变，变成了本土文化。中华文化一向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这一两百年的衰败，不是第一次衰败，中国文化是有再生能力的，凤凰涅槃之后注定浴火重生。我们没理由断言中国文化是劣质文化，更没理由断言中国人是劣质的人类。
记者：你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什么？
熊召政：我下一部要写春秋时代，还是历史小说。那是中华文化的开创期。再强调一次，挖掘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向上的，奋发的，引人自豪的这部分，是我的个人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