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不大，撑死也就十平米。放下一张床、一张电脑桌、一只床头柜、一只椅子再加用玻璃隔开的卫生间就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过道，但比起昨天住的六人间，已经上了不止一个档次了。
为了通风，房间里两扇窗子洞开，春天带着湿气的风穿来穿去，消毒水的味道奇迹般的被淡淡的花香掩盖了。
我在床边坐下，就只是走了一小段路，我就觉得有些头晕。
“还在发烧？”我的不适没有逃过卫衡的眼睛。
我点点头：“退了一点。”
他眉头就担忧地皱了起来。
看他这样子我心里反而更不好受，我笑着转移话题：“你帮我走着后门费了多少红包？先和你说，我穷酸书生一个，还有儿子要养，没钱还你。”
卫衡抱着胳膊靠在墙上，摇头：“现在什么形势？红包有什么用？况且我爸这个小镇长还真没那么有面子。”
“那”
“也算你运气好，托爸引荐我去找郑副市长，而他的夫人买过我的画，还挺喜欢，她听说我着急要一个房间，就卖了我一个人情。”卫衡说，“她也是心肠很好的人，当初郑副市长本来不愿意把这里腾出来给别人住，还是她劝的，说是别为了她一个人就浪费了这么好的地方，这种时候人就应该互帮互助才能渡过难关，多救一个人就多积一些福气。”
“真是个好人。”我发自内心地说。
“是啊，可惜老天爷不偏心好人。”卫衡转开目光，看着窗外阴沉的天气，“其实她答应让你住进来，郑副市长却还没有松口，因为病人越来越多，照顾这一片的医护人员越来越不够，可昨天晚上郑夫人差点就没能熬过去，抢救时，郑副市长忽然就让秘书给我爸打了电话，说是同意了。”
卫衡的口气淡淡的，我却听出了心酸。
真是被逼到绝境了，才会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积福”上吧。
大概是因为身处其中，听着别人的故事就会联系到自己，然后心情就慢慢灰下去，恐惧一直如影随形。
随后一个推着小车的护士过来了，重新挂好吊瓶，她又拿来几包小塑料袋密封的药片和一支体温计，嘱咐了不要关窗注意通风和卧床休息后就走了。小车上金属盘碰撞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
卫衡拿过那些药看了看，然后挑出一包，打开塑料袋，掰开胶囊闻了闻味道，说：“这个药你先不要吃。”
“哪个？”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为什么？”
“副作用很大。”他把药放回去，“你的检查结果没出来，万一不是呢？你应该也听说过，有些药猛，杀死寄生病毒的细胞的同时也会把健康的细胞一同杀死，因为药物本身是没有鉴别能力的。”
被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上辈子那些从中捡回一条命的患者，他们几乎都伴有骨头坏死的后遗症。有的几乎都不能再行走，什么都要靠别人照顾，一到雨天冬天就疼得半死，天天泡温泉、药浴也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我连忙将那包药拿得远远的。如果是那样的未来，真的还不如死了的好。
“还有哪些有副作用？”我急切地问，“你都帮我挑出来。”
“你以为我是神仙啊，闻一闻就能全挑出来？”他哭笑不得，“刚刚那是问过了医生朋友的，经过他确认了才告诉你的。其他的他没有说，应该就还算安全吧，就算有也只是脱发之类的，你安心好了。”
我讪讪地笑了笑。说实话，有的人说话做事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感到可靠，卫衡就是这种气质的人。我又经常受他照顾，恐怕在潜意识里早已形成了“听他的一定不会错”这种盲目的印象。
又扯了几句，他直起身来：“好了，我也该走了，这身衣服穿的我别扭。”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开玩笑。
“你好好养着。”他走了出去，带上了门，他走路很轻，我听不到他的脚步声。
整个房间一瞬间只剩下了寂寞的风声。
这种突然的安静让我有点害怕，我走到窗边往下看，等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卫衡从楼下走出来。我站在窗子边等了好久才想起来，他应该不能就这么出去，恐怕正被护士抓去消毒。
院子里只有几个穿防护服的医生，他们正把氧乙酸慢慢倒进桶里，然后打开背后的喷雾器。透明的水滴化成细碎密集的薄雾喷洒出来，被回旋不定的风卷了起来，散落在四处。
旁边的人认真观察着他的动作，也背起了一只喷雾器，拉上口罩和眼罩，慢慢走进了楼道。他的身影一点一点被大楼吞没，上身，双腿，后脚跟，影子一晃，看不见了。
院子对面拉着黄线的铁门前停了一辆急救车，又有一个病人被转运过来。
我曾以为这辈子会把所有做错的事改正，以为比实际年龄多活十年的我会比现在成熟能把每一个问题都处理好。然后攒一点钱，每天和池迁七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我们在小学门口分手，我去教书他去上课，然后约好一起共进午餐。
他一点一点长高，变成记忆里我熟悉的那个年轻人，到时候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穿过树荫浓郁的街道，走过一个又一个平和却不孤单的日子。直到他成家立业，有一个温柔懂事的姑娘代替我照顾他。
却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我被关在被世界隔离的孤楼里，寂寞又狼狈。
现在我才真正感到后悔，为什么没有好好和池迁道别呢？为什么要那样偷偷摸摸地离开他呢？为什么刚才的那通电话还要冲他发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