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睁眼，映入眼底的就是木头制的房梁，掺杂着稻草和土胚，是只有农村茅屋才有的建筑。
周子清坐起身，刚退烧身体还有些发虚，让他下地都有些晕眩。
“吱呀”一声木门打开，一个中年妇女端着碗走进来，见到周子清醒来，有些惊喜道:“醒了，快吃饭吧。”
周子清嗓子干哑说不出话来，点点头表示谢意，接过对方手里的碗。
一碗小米汤，大半都是稀水，他垂下眼皮，将米汤当水喝下。
那妇人见他喝得急，搓搓手道:“周知青你吃完饭把碗洗了放灶房就行，我先去上工了，大队那边我帮你请假，先把身体养好再说。”
听到自己被叫做“周知青”，周子清大概了解自己所在的年代和身份。
米汤缓解了嗓子的干涩，他轻咳一声虚弱地朝妇人笑道:“麻烦婶子了。”
“不麻烦不麻烦。”那妇人连忙摆手，没再多说什么便离开了。
周子清吃完饭，目光落在手腕上，这具身体的胳膊细得只剩皮包骨，仿佛一只手就能掰折，感受到这具身体的无力，他扶墙挪着步子回到炕上躺下，闭上眼接受原主的记忆。
原主父母是罐头厂的双职工，从首都下放到红旗大队的知青，这原不是他的本意，然而政策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有一个去当知青，上有会说好听话的姐姐，下有备受宠爱的弟弟，正上初中的原主这个夹在中间不上不下的老二就这样被推了出去。
原主在家本就不受重视，离开家的时候只拿了洗漱用品跟衣物，父母就当是没这个儿子般漠不关心，就更别说钱和粮票了。
来了红旗大队，分配工作的干事见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就让他去当记分员。
记分员这个工作不用下地，虽然没有工资，但队里会给粮食，吃不撑但最起码饿不死，村里不知有多少盯着这个位置。
但原主当时确实还小，明面上也不能抢，于是十三岁的他就成了红旗大队的记分员，每个月都能分到粮食吃，到这里，原主还尚未吃多少苦。
原主将自己当上记分员的工作写信告知家里后，家里的联系也多了起来，城里粮食走供应制，所以他们每次写信都让原主送粮食回家。
渴望关爱的原主傻傻地将自己口粮省下来寄回家，自己饿得跟火柴棍似的。
等他长到十五岁，这在村里已经是能下地干活的年龄，于是大队长就将他撤下，让他那个上完初中的儿子回来当记分员。
失去工作的原主只能和其他知青一样下地干活，但他长时间饿亏自己，身体根本不能负荷劳动，平时当记分员还看不出来，一下地连锄头都挥不动，让村里人看了好长时间的笑话。
而这边家里要粮食的信一直不停，原主咬着牙勉强每天得七个工分，将得来的大半粮食都寄回家，自己瘦得不成人样。
转机出现在77年的高考，这对以前成绩很好的原主来说简直是个福音，他想方设法找课本找资料，白天上工晚上复习，遇上没学过的高中知识就找上过高中的老知青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然而高考过后，原主一直没等来大学通知书，这无疑是个打击。
没过几天，村口放起了炮仗，大队长喜气洋洋道自己儿子考上了首都的大学。
村民们纷纷羡慕，想看看大学通知书长啥样儿，被大队长笑着赶走。
大队长的儿子也是初中没上完就回村种地，平日看就是个普通农家小子，然而等成了正经的大学生后，白衬衫黑裤子，鼻梁上架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俨然就是城里人的模样。
原主也艳羡极了，但他不灰心，因为同年的冬天还有一次高考，他还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好不容易等到高考报名那天，原主去县里报名，结果报名处的老师却找不到他的学籍，这个年代信息沟通不便，也没人会愿意为了个穷学生大费周章。
原主失魂落魄地回到村里，想去找大队长开证明信回北京。
大队长当即拒绝，让他好好在村里种地，别老想有的没的，大学生可不是谁都能考上的。
没了学籍的原主求路无门，只能继续当个普通的知青。
时间线一直到知青大批返城，原主也随大流回城，希望父母能帮他找个工作，却没想到迎来的以后父母和姐弟的冷眼。
大姐嫁了厂长的儿子，算是那个年代的“豪门媳妇”，看不起从农村回来的大弟。
二弟马上要跟心上人说亲了，更是不愿意这个跟自己挣家产抢房子抢父母工作的大哥回来。
而原主的父母看到多年未见瘦骨嶙峋的原主，没有想念，没有激动，没有重逢的嚎啕大哭，只有冷冷地一句家里没地方，让他出去住，另外他们的工作是留给小儿子跟小儿媳顶替的，说白了就是没有原主的份儿。
原主不能再为这个家庭带来利益，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从而被抛弃。最后还是街道办的一个大妈看不过眼，给原主找了个打扫厕所的临时工。
这打扫厕所以前都是臭老九干的活儿，他们平反后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打扫厕所的缺就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