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一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来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一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段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科技史、军事史、财政史等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
相比之下，地球上另外两条运河，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联通亚洲与非洲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虽然因战略地位的重要，而起到了重组世界的作用。但其意义，主要彰显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且因它们的年龄与长度都比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小得多。苏伊士运河长度只有168公里，1896年正式通航；巴拿马运河长度为82公里，1914年通航。一个文明的发育与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地域作为先决条件。从这两点上来说，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无法同京杭大运河相比。
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份，是一个伟大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在这个章节中，我们曾经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风俗的衍生与生活的愉悦。
四
小时候曾读杜牧的《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我一直对这首诗中表述的江南风光表示了极大的向往。杜牧在扬州十年，他眼中的山环水绕之胜景，便是对运河流域的生动写照。后来，我又读到张祜的《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夜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
瓜州古渡曾是运河最繁忙也是最繁华的渡口，在张祜的笔下，瓜州充满恬淡的诗意以及舟客羁旅的忧愁。
古代不少诗人，都为运河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明朝初年的东里先生，是唯一一个为我们留下运河行旅组诗的人。东里先生名叫杨士奇，是永乐皇帝深为倚重的大学士、内阁辅臣。永乐十八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杨士奇与僚属一起踏上迁都之路。一路上，他乘坐官船，尽情欣赏运河两岸的风光，写了六首诗。在《早至仪真》一诗中，他写道：
白沙岸头秋气清，仪真郭里早潮生。
五云北望金台路，初是朝天第一程。
最后一首《花园望北京》，杨士奇是这样表达心情的：
黄金宫阙望都门，预喜明朝谒圣君。
万岁山高腾王气，五云天上焕龙文。
迁都，是影响明朝国运的一件大事。从历史结果来看，朱棣迁都是英明之举。但离开花团锦簇的江南而来到风雪迷漫的北国定居，对依恋柳暗花明锦衣玉食的官宦来讲，毕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因此，围绕迁都一事，曾在永乐朝廷中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作为朝中最为显赫的文臣，杨士奇拥护永乐皇帝的迁都主张。所以，在他的运河组诗中，我们读不到忧愁，看到的是一种迁往乐土的喜悦。
应该说，杨士奇的心情，也是运河的心情。一个国家的首都，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是为了将东南丰饶的物资运往北京。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弃了北京而建都南京，京杭大运河便迅速地衰落。设想一下，如果朱棣没有把首都迁往北京，恐怕不到明代中叶，运河便会因无人管理而淤塞废弃。此前北京曾两度建都，但因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物用之需，对南方的依靠还不算太大。但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与淮河。为了增强通航与运输能力，明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象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五
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它急剧地衰败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见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运河不再成为国家的动脉。这导致运河的功能的退化，也是淡出我们生活的重要原因。
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今天，连接两座城市的铁路与高速公路，都只需十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若是乘坐飞机，更是缩短至两个小时之内。科技发展导致交通利器的产生，同时也使人们的心智产生极大的变化。古时候，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悠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听到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我且喜且忧。喜的是运河的知音还在，他们的举动绝非是敝帚自珍，而是对已经逝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珍惜与肯定。忧的是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谁都知道，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
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不知为何，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很想回到六百年前，像东里先生那样，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但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