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欢决定做好一个穿越者的本份，干脆地交出话语权，再慢慢摸索着前行。“我，不知道，我，听姨母的。”她嗫嚅着简单的句子。沈馥之叹气，沉默须臾，方开口道：“欢儿，你宁可去死，也不愿被人强迫，姨母年轻时何尝不是如此心性。但有些事，躲，不是办法。姨母想来，曾家没往姚府去与你那继母理论，而是寻到此处，便是认了你与姚府已没有瓜葛，这作派好歹是个明理的态度。至于提出认义女，虽是出于曾枢相老于宦场的本事，占先机认个错，莫教章相公捏住今日的把柄去官家御前夸大其词、趁机攻讦，但于你实无甚后患，反倒免得章相公再拿你被逼婚之事作章。你看，可是这个道理？”姚欢听明白了。她眼神于茫然中又透出依赖，冲沈馥道：“姨母说的是。”沈馥之疼惜之念又起。姐姐没了以后，外甥女将她这个姨母当作能说些闺中心事的至亲。外人只道这孩子当街寻短见，该是多么倔强的性子，但其实沈馥之心中清楚，姚欢本性温和，只要不逼急了她，她什么都能忍。沈馥之于是追了一句：“欢儿，姨母不是怕事的人，你莫担心若不应允曾家，会给姨母带来祸事。你，真的，愿意应承下这桩认亲？”姚欢舌头梗了梗，尝试着说道：“若我能仍住在姨母处，认便认吧。”沈馥之似仍未觉察出她口音怪异之处，只坚决地点点头：“自然还是与姨母作伴，那曾府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以求平息风浪之音而已，想来也不愿假戏真做。不过，你既然允了，姨母还有个条件须去与曾府提，这是姨母临时所想到的，但不能不说与你知。”“姨母请讲。”“这条件便是，由曾枢相出面，为一位故人之子留条后路。”苏沈旧事“苏迨？”苏轼的第二子？听到沈馥之提到“苏迨”这个名字，姚欢一下子提起了精神。这么快，才穿越来半天，自己就开始接触到苏门父子的故事了？沈馥之正起身去掩一掩窗户，以免向晚的凉风吹到姚欢的头，因而并未看到姚欢双眼中突然闪过的异色。再回身后，沈馥之缓缓道：“今岁出了正月，扬州来人报信，沈公怕是撑不到阳春。我即刻搭船南下，所幸在扬州见到了沈公最后一面。他除了将他归隐后所写的梦溪笔谈的刊印本赠与我和族中其他子弟，还提到世人冤他陷害苏学士之事。沈公是将去之人，气息奄奄，却泪染前襟，观之叫人心酸。”姚欢刚刚稍许压下的兴奋，又如林火般噌地窜了上来。沈公，梦溪笔谈，原来母亲和姨母，竟然是沈括的族人！紧接着，姚欢反应过来，姨母提到的，恰是千年后史家依然争论的一桩无头公案。王安石熙宁变法时，当世两大才子，苏轼和沈括，苏轼反对新法，而沈括支持新法。苏轼通判杭州时，恰逢沈括由神宗皇帝安排，察访两浙。沈括向神宗辞行时，神宗让他在杭州善待苏轼。不曾想，沈括却在与苏轼交往唱酬之际，将苏轼在杭州所做的诗上呈朝廷，告发苏轼在诗中诋毁新法，被认为是点燃“乌台诗案”导火索的第一人。当然，上面这些，是部分史家援引元祐补录中的记载所得结论。不过，亦有史家指出，元祐补录作者王铚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前后相差五年之久，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再者，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险些丧命的，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于死地的人时，行中依然能看出清晰的记忆和鲜明的恨意。然而，苏轼提到过李定、舒覃这些刀笔吏，却从未提过沈括陷害过自己。姚欢一时之间的感慨无以言表。一个历史爱好者，突然穿越到连史料都有争议的事件里，能身临其境地弄明白原委，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人激动呢！姚欢咂摸着姨母的言外之音，这么说来，莫说是后世，便在当今，沈括也是一定程度上背负了污名？人们为何这么做？是否因为数年前的宋夏“永乐城之战”中，沈括对宋军的全面溃败负有责任。沈括这样一个未能如期引发大宋官民战胜者狂欢的臣子，便会在其他方面也被尽情地抹黑，从而满足成为一个成色更足、骂起来更爽的出气筒？只听姨母沈馥之又道：“我从扬州带回来的，不止梦溪笔谈，也不止沈公的辩诬自语，还有苏学士元祐年间写给沈公的信，信中可看出，先帝驾崩、苏学士重回京城复职后，看到朝中重新当权的旧党，与当年王党中的卑劣者竟如出一辙，不免黯然。沈公恐他西去后，此信又落入不堪之人手中，却也舍不得烧去，便托我带回汴京，亲自送到苏公次子苏迨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