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太子李承乾因为谋反被废，李世民把第九个儿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
公元644年，李承乾卒于黔州，李世民十分悲痛，为之废朝，葬之以国公礼。
曾经最重视的儿子终究还是死在了他前面，白发人送了黑发人。
晋王李治做了太子，李世民依旧是严加教管，但是没有再鼓励一帮人专门用放大镜给他挑毛病了。
设想一下，就算是同样恐怖的手法，用在李治身上，也许就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李承乾那样有才有德有自我要求的人，必然心高气傲。强极则辱，过刚易折，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真理。
李治没那么心高气傲，心理上皮实得多，他能接受的事情，和能做出来的事情，多少有点超出普通人和正常人的想象。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准备征讨高句丽，让李治留守定州。确定了发兵日期后，李治神色悲伤，不断哭泣，请求驿站飞马传递自己这边生活起居的表章，同时传递边境情况的报告。
李世民同意了，快马奏事的通讯方式，从此开始。但却不是因为政治军事事务的真正吃紧，而是因为一个儿子的多情和善感。
这件事的味道，已经往奇怪的方向走了，但是毕竟还算正常。
后面，当李世民凯旋归来，李治跟着父亲到了并州，期间李世民生了一个大毒疮。
李治干了啥事呢？他亲自用口吸毒脓。
这个事儿就脱离正常轨道，有点恐怖的意味了。
或许有人会说，没啥不正常，古人重孝，李世民也干过，也吸过父亲□□，《资治通鉴》记载，玄武门之变后，世民曾经“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但是那不一样。玄武门之变对于整个李家王朝，对于李世民自身的三观和情感，那是巨大的冲击，绝非普通人可以想象。
或许是出于政治策略，需要尽快的平息事态，达成和解，或许是出于情感的发泄，或许二者兼有，但李世民的心理承受力和危机应变力，都实在无愧于人中之雄，换普通人早就发疯崩溃了。
相比之下李治这件事情，事情本身虽然不大，但有点细思恐极。
在一个顺风顺水的日常情境下，他当时已经没有皇位竞争者，没必要这么夸张地演戏假装，所以更多的，是发自于他本身的性格。
这性格底色，不是“纯孝”“多情”所能概括的，这属于是有点“奴”。
天命最终应在李治身上，这就是他的性格伏笔。能成为这个人的奴，也就能成为那个人的奴。
言归正传，因为“纯孝”至此，加上能力也过关，帮着父亲打理政务没有出错露怯，李世民对于李治这个太子，一直比较满意。
他真-->>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