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过猛，她整个人都扑在他的身上。头挨头，脸贴脸，那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地紧紧地抱住了她。
站起来后他拍了拍她衣服上的铁屑，说：“你救了我的命。”
是个头发微卷，眉毛浓郁的年轻人，腮线有力，上面覆着一层浅浅的胡须。
“不客气，”她说，“这是作业区，不能随便走人，下次记得走人行道。”
“记住了。”他笑着说，“是我大意了，以前经常来这里玩。——我叫齐岳。”他伸手过来和她握了一下。手掌很大，很有力量。
他是刚分到工艺处的毕业生，东北王牌理工大学焊接与工程专业的硕士，按规矩第一年下厂实习。
后来娜娜告诉她，齐岳的妈妈就是杨美兰，二分厂的车间主任。杨美兰以前也是焊工，和蔡冬岩共一个师傅，是蔡冬岩的师妹。
再次见到齐岳时，他正在认真地擦拭一台车床，擦得光明铮亮，就像新买来的一样。
“擦完了？”她问。
“嗯。干净不？”
“把手给我。”她说。
她把他的手伸到机器的背面一摸，摸出一手黑黑的油污：“还远着呢。”
那天她加了个班，出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在路上遇到了正在修鞋的蔡师傅，他的鞋摊摆在一个发廊的旁边。
听师兄们说，修鞋是师傅最大的业余爱好，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鞋匠，从小就教他修鞋，一度想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手艺。师傅当上焊工后只要有空，还会到父亲的鞋摊上帮忙。
老鞋匠临死前留下了一整套修鞋的工具：锥子、锤子、钉子、楦子、麻绳、铁撑……和一台手摇补鞋机。师傅下班后或节假日，也经常在父亲工作的那条街上摆鞋摊，挣钱是次要的，主要是兴趣。
但大家只要修鞋，都会去找他，有时就把坏掉的鞋子用塑料袋装着在上班时间递给他，过几天修好后，他又送回来，也不收钱。
“师傅，忙不？”她问。
“还行。”正在补鞋的师傅抬起头，“下班了？”
她点点头坐下来，指着自己的球鞋：“这里磨破了，能补个鞋梆不？”
师傅让她把鞋脱下来，端在手里查看：“小问题，马上就好。”说罢从身边拿出一块旧的自行车内胎，用刀子割了一块下来，修好形状，开始补鞋。
“蔡叔。”背后有人叫了一声。
回头一看是齐岳，她有点不好意思，怕他问这么破的鞋还有补的必要吗？转念一想，师傅都说可以补，当然有必要了。
不到十分钟，鞋补好了，师傅问道：“晚饭吃了吗？”
两人同时回答：“没有。”
“走，上我家吃去，师母晚上炖了牛肉和藕汤。”
星雨没有去过师傅的家，平日里焊工班聚餐也都选在外面的小酒馆。关于师娘，大家都说，师娘的脾气特别好，师娘人特别热情、师娘比师傅还好说话。师娘爱做媒，曾经撮合过十几对，成功率高达80%。师傅的徒弟只要还是光棍，就是重点帮扶对象。
没人告诉她师娘长得不好看。三角眼、厚嘴唇、脸上布满了黄豆大小的黑痣。
家中很不整洁。一摞一摞的报纸杂志堆在墙角，地上肉眼可见食物的残屑，沙发的罩布全是洞，像是被狗咬过的。厨房是重灾区，灶台上凝着一层厚厚的黑油，白色的墙面已经变成了焦黄色。排风扇还能转，带着沉重的油垢转得很吃力。
菜很多，肉块很大，黑乎乎的好像味道很重的样子，吃在嘴里却是寡淡的，好像忘记放盐了。星雨对食物没什么要求，能吃饱就行。她吃了满满一碗，师娘以为她爱吃，不停地给她夹菜，星雨也是来者不拒。
相比之下，齐岳的块头是星雨的一倍，吃饭却斯文至极，他说不饿，中午朋友请客吃撑了。
吃完饭两个人都抢着洗碗，齐岳用钢丝刷把炒锅擦得锃亮，星雨说：“擦干净了？”
“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