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顺理成章的向自己的堂弟莫斯科大学学监谢尔盖·戈利岑公爵推荐了这位俄国史学界的新秀，并推荐他出任莫斯科大学的世界史副教授。
只不过，果戈里貌似对这个职位并不满意，虽然莫斯科大学的声誉要远远过基辅大学，但正如他说的那样，他并不关心在哪所学校教书，只是一心想找个温暖的地方治疗他的痔疮。
彼得堡的气候他都忍受不了，而莫斯科的天气显然比彼得堡更糟糕。
至于奥加辽夫等人的案件，或许是由于赫尔岑听到了那天亚瑟与舒宾斯基的对话，所以赫尔岑通过他的私人关系向警察局监牢里的奥加辽夫递了话，让他千万不要听信警察和宪兵的哄骗，无论如何都不能松口。
当然，实际上奥加辽夫也没有什么可松口的，因为根据目前警察和宪兵们调查的结果，那场高声颂唱侮辱沙皇尼古拉一世歌曲的宴会并没有邀请他们。
那些真正参加了这场宴会的年轻人早就坐实了罪名，并且已经在休特大尉的押送下前往高加索军团服役了。
如果按照苏格兰场的办案流程，照理说，这案子理应画上句号了。
但是，正如舒宾斯基上校先前预料的那样，莫斯科宪兵司令沃尔科夫一心要把这案子办成大规模团体事件，以便踩在这群年轻人的背上升官财。
由于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亚瑟看在他为数不多的那点良心上，从舒宾斯基上校托关系借阅到了俄国的《警察条例》，那上面明文规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
但奥加辽夫呢，根据赫尔岑所说：“他为这案子已经坐了好几个礼拜的监牢，然而，当他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罪名，警察署长只会恶狠狠地回上一句：‘您犯了什么事您自己还不清楚吗？哪儿还要特地跑来问我！’”
如果是在伦敦，这事情非常好解决，律师们非常喜欢接这种一眼就能打赢的案子。
案情清晰，证据充分。
因此，他们甚至用不着花大价钱请什么知名律师，只要请迪斯雷利先生吃顿饭，拜托他短暂重回律师老本行干一天就行了。
但是，这里不是英国而是俄国。
且不论两个国家分属于不同法系，俄国甚至没有律师这一职业，行使律师职责的是被称为‘起诉代表’的贵族和学者，或者干脆就是由检察官代为提起公诉。而不论是检察官还是起诉代表，这些人从根本上都是吃沙皇的饭的。
因此，基本不用妄想他们会代理奥加辽夫被期羁押的案子。
如果按照一般视角看，奥加辽夫这回只能是自认倒霉，因为宪兵司令打定了主意要把他变成升官的垫脚石。
但事情巧妙的部分在于，宪兵司令沃尔科夫的副手舒宾斯基上校不久前从秘密渠道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沃尔科夫在写给第三局局长本肯多夫伯爵的信中，对舒宾斯基的工作能力大加贬抑，并对他的个人野心大加批评。
最让舒宾斯基不能忍受的是：一旦沃尔科夫离任，他不打算推荐舒宾斯基接任莫斯科宪兵司令，而是建议从第一区空降一位宪兵司令过来。
根据小道消息，这位新任宪兵司令，要么是戈利岑家族的另一位公爵——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戈利岑公爵，要么就是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穆拉维约夫。
如果宪兵司令是前者，好吧，舒宾斯基没什么可抱怨的。
毕竟谁不知道戈利岑家族的势力，谁不知道在莫斯科，戈利岑这个姓氏甚至比罗曼诺夫还要显赫些。
舒宾斯基还没有狂妄到与戈利岑家族硬碰硬的程度。
但是，穆拉维约夫？
呵！
舒宾斯基最瞧不起的就是穆拉维约夫这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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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参加十二月党人组织的救国同盟，结果在1825年起义当天临时叛变，转而投靠沙皇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后来又积极镇压了波兰起义和诺夫哥罗德军屯区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