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容。他看起来高高瘦瘦，白净斯文，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看到玲子姐姐的时候，镜片后面的目光闪闪发亮，充满了笑意，像春天满溢的井水一般，稍一撩动就波澜荡漾。
我们经常会在夜晚的弄堂里碰到他送她回来，两个人慢吞吞地走着，悄悄地说着说不完的话，即便到了楼下，还要说无数遍“再见”，才会真的分手。但是像那一夜那样惊心动魄的事情，却没有再在弄堂里发生。我们想，那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可以上门了。
我们亲眼看见在一个周末的上午，他拎了大包小包，走上了通往玲子姐姐家的楼梯。从那以后，他大概是得到了玲子姐姐爸爸的认可，开始频繁出入她家。这是很不容易的，要知道玲子姐姐的爸爸对未来女婿的要求可是出了名的高。他们夫妻俩三十几岁才得了这个宝贝女儿，而玲子姐姐的妈妈因为高龄产女，生产时大出血，身体倒了，没几年就去世了，从此以后他一个男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把玲子姐姐拉扯大，不晓得受了多少苦。如今，他只一心盼着玲子姐姐能嫁个好人家。从大人们的口中，以及街头巷尾的闲聊中，我们得知这个“毛脚女婿”是大学生，现在机关工作，他的爸爸是我们当地一家国营工厂的副厂长。不要说玲子姐姐，连我们都觉得这个男的条件不错，值得玲子姐姐好好把握。因此当我在周末去找玲子姐姐梳辫子、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尽心尽力招待我、只忙着打扮自己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我“失去”了玲子姐姐这个好朋友，但是并没有感到伤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另一个好朋友——孙霞。
我们的结缘起自于期末的一次体育课，当时正逢仰卧起坐考试。体育老师让我们两两分组，其他女生都找了自己要好的女生，到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个。我无奈地朝她笑笑，没有选择地跟她成了一组。她是我们整个年级个子最高的女生，足足比我高了一个头。因为个子高，被老师安排坐在最后一排，加上她和我一样性格内向，寡言少语，所以坐第一排的我竟从未注意过她，只知道我们班有个女生外号叫“长脚”。
但那时我们还未真正熟络。直到暑假快要过半的时候，有一天我去小店里帮妈妈买雪花膏——那时的雪花膏都是装在一个一尺来高的玻璃瓶里，要自己拿了类似于雅芳那样的雪花膏瓶去装的——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站在柜台前打酱油。
在我们互相表达了惊奇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也住在这片小区，离我家只隔了四栋楼。我们彼此都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我当即掏出剩下的“跑腿费”，请她吃了一根赤豆棒冰。我们不顾炎热，站在小店屋檐下边吃边聊，我问她暑假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她说已经都做完了。我说拿来给我抄抄。她说好的。
从那天起，她经常到我家来，我们一起看书、看电视，一起用水彩笔给塑料娃娃化妆。有时候我也会去她家，但是由于我不喜欢跑她家的四楼，也不怎么喜欢她家里弥散的中药味，所以还是她来我家比较多。她爸爸跟我妈妈一样，在机关里工作，她妈妈是体校的会计，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可是他们的高学历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高”能力。她家永远给人一种杂乱无章、怎么打扫也打扫不干净的感觉：饭桌上被烫掉了一大块油漆，碗碟都是缺了口的，沙发的弹簧坏掉了，坐下去一边屁股高、一边屁股低，书桌上不常碰到的角落积着一层灰，卧室里随处散落着揉成团的衣服，厨房里的窗帘被油烟浸得往下滴着油……
后来她告诉我说，她妈妈是西安人，跟她爸爸是大学同学，结婚后来到这里过日子，却一直水土不服，身体不怎么好，没有那么多精力来打理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关于她家庭的这点“缺憾”，让我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一下子从心理上得到了某种平衡。总之，我记得那天我破例买了五毛钱的娃娃雪糕请她吃，还掏心窝子地跟她谈了许多话，从那以后，我们变得更亲密了。
我有孙霞，而陆义阳有他的“大头”，女孩子和男孩子永远有各自的世界，我们玩我们的洋娃娃、明星粘纸和手工活，他们玩他们的扑克牌、弹弓和天牛。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漫长的暑假带来的无聊和空虚。
最先是“大头”提议的。他长得又黑又瘦，却格外皮实，体育成绩遥遥领先于他的文化课成绩。他不算难看，正面看上去还挺正常的，但就是因为长年剃着极短的头发，露出一个像水瓢似的突兀的后脑勺，所以得了“大头”的外号。他是陆义阳最要好的朋友，好到文具、作业本、背心内裤、零花钱……什么都可以一起分享的程度。
“大头”说，他有个亲戚是“海里头人”（那时我们把沿海乡镇的居民统称为“海里头人”），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玩。说是站在他家门口，可以看到大海。
这个提议让我们兴奋不已。虽说我们自小生长在拥有六七十公里长的海岸线的滨海小城，其实却从未真正见过大海。因为小城的地貌是由丘陵、平原和滩涂组成，也就是说，跟一般人对海滩“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幼”的印象不同，我们有的只是一大片连绵不绝的由粉细沙和沙质泥组成的黑色滩涂。
我们各自回去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在答应妈妈只能在外过一夜、且必须有大人陪同才能下海的要求后，我得到了许可。然后，在一个清晨，“大头”带领我们，到小城汽车站坐了一辆充满脚臭味的面包车，一路从柏油马路开上水泥街面，又转成拖拉机，开过颠簸的尘土飞扬的沙石路。在拖拉机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和绞ròu机一般的震动中，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一个村口下了车。从拖拉机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腿已经不属于我了，屁股痛得好像挨了一顿板子。
“大头”的亲戚，一对皮肤黝黑、牙齿却很白的渔民夫妇和他们如出一辙的五六岁的儿子接待了我们。我从口袋里掏出为小男孩准备的奶糖，却发现已经被捂成了半流质。好在他并不介意，用舌头舔着吃了。
他们家是一排砖木平房，顶上的黑瓦跟鱼鳞似的一溜一溜叠着，屋檐下装了铅皮管子承接雨水，汇集起来流到角落里的一口大缸里去，他们称之为“天落水”，用来烧水煮饭。院子里还有一口井，不过井水碱性太大，主要用来洗东西。一直要等到九Ο年代初，村子里才普遍用上自来水。平房正中间是客堂兼饭堂，两边是卧房，最旁边是杂货间，用抹了石灰的红砖围起来一个院子，墙头上晒着绿色的渔网，地上晒满银色的小鱼干，空气里飘散着浓重的鱼腥味。那是80年代末，村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平房和院子，很少看到两层楼以上的房子。
他们热情地给我们倒了凉开水，招待我们吃了午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