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琰总不能说，这黄巾之乱任由事态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刘宏自己不重视，哪里是州郡官员得过且过。
倘若真跟史书之中记载的情况差不多的话，早在马元义在洛阳城中的活动被揭穿之前，约莫在去年还是前年，就有颍川人刘陶和刘宏汇报张角蛊惑百姓之事。
偏偏刘陶都这样说了，刘宏却直说让他别管这事，赶紧去继续编纂《春秋》条例去。
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能全怪郡县的官员不给力，实在是做皇帝的就没将眼光放到下面来。
但她要是真这么说，大概就得被打出去了。
于是她想了想后回道：“琰幼年之时，父亲教我学诗，其中有一句反复诵读，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料来——”
“民只可为天子之民，而不可为州牧、诸侯之民，否则长久之后，必定天子政令不能在州中推行，难以抵达诸侯国中。”
“如若只是春耕秋收之策倒也无妨，但若税赋之事先过诸侯州牧之手，再抵京师，大赦征兵旨意扣押于上级，再传于民，那么必定乱象频频。”
刘宏闻之颔首，又听到她继续说道：“诸侯多为宗室之子，也有野望取天子而代之之心，这便是何以先汉逐级削藩，以图长治久安。”
“而郡县制呢？朝不为正道，晚可罢免，晚行乱纪之事，朝可处决，这正是孟舒、魏尚等贤才的治理之策能推行的保证。”
“如陛下先前所说，刘太常提及，州牧贤德，能以民为子，施展教化，也能将州中祸端发现于微末之时，但——”
“以州中的军队管制和治理督辖权力，分设于多人后，难道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吗？我大汉泱泱之国，人才济济，如何就缺了这些人？”
“长于治理之人未必懂得统兵，长于排兵布阵之人未必精于庶务，强行将其合二为一，或可于镇压叛军之上有些裨益，但也只能说是权宜之策而已。”
乔琰说到这里方才停了下来，像是意识到自己不该一口气说出这么多，显得有些咄咄逼人的意思，又连忙闭上了嘴，做出了一副正襟危坐，认真听从刘宏说话的样子。
刘宏将她这表现尽收眼底，越发觉得这场面滑稽。
但他现在却一点都不奇怪眼前的孩子能写出他手中这策论了。
她对于郡县和州牧制度的看法确实很清晰明朗，尤其是这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民只可为天子之民”实在是让刘宏很觉欣慰。
不过，她还是年轻了些，颇有年少天才这非黑即白的认知。
这不是这么清晰界定的。
高祖时候尚且要用郡国并行之法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黄巾之乱声势浩大，却也在短短五个月内，便得以将其中的大多数叛军势力给压制下来，其实给了刘宏不小的信心。
自中央往下的统辖，虽然有刺史的协助也有些力不从心，此前就让刘宏生出了分而治之的想法，但平乱后大汉威仪仍在，显然还是按照故法来才好。
就像乔琰所说的，大汉怎么就会缺人呢？
有军事天赋的如皇甫嵩一般去统兵，有处理庶务天赋的就去做州郡的行政长官，最要紧的政令由中央下达，这分明是一个完整运作的整体。
刘宏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他也知道乔琰在策论中所说是对的。
她在那《州牧封建论》中提到，商周有贤人为君之时也保持着分封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在实现王朝更替的时候，得到了过多来自其他部落的支持，所以不能随便削掉封地。
这并不能证明秦朝实行郡县制二世而亡就跟这个制度有关。
可是他近来积压在案头的消息，却让他重新意识到——
他的信心其实还不足以称之为信心。
在最迟半年内，他依然必须做出一个启动州牧制度的决断，来应对眼前复杂的局面。
比如说，江淮扬州一带距离京城太远，就算是已经被乔琰击破了张角的神话，以他所见，大概也不能让这些人快速消停下来。
因为他们只会觉得远在中央管辖之外，还能肆意妄为。
光靠册封卢植为钱塘侯是不够的。
再比如说，各地的叛军也并不只有黄巾贼而已，尤其是凉州贼寇横行，乃是其中最麻烦的一支。
这些各地发生的乱象，在他需要平衡洛阳局势的同时，并不能多出一只手来处理。
那么，启用州牧制就可以说是两害相较取其轻了。
提出州牧制度的刘焉有私心吗？
以刘宏看来肯定是有的。
不过刘焉毕竟是宗室，比起世家来说更和他一条心，光是这一条就足-->>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