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但是现在情况特殊，我马上要接替C的位置成为情报局的总负责人，所以不能站出来保护你。我只能做到……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
记忆中安得蒙说完这句话后表情有些略微的悲伤，睫毛垂下来，抿着嘴唇。他想帮助我，会议上他试图打断我的讲话，但是都是徒劳。他也知道这是徒劳，如果要让皇家空军派飞机保护纽卡斯特，我必须坦白破译的密文。如果我坦白了它们，我一定会失去当局的信任。
这是安得蒙继任的关键时刻，他不能给予我信任。他不能站出来说，这是艾伦。卡斯特，我爱的人——虽然他是母亲在柏林，他的朋友是纳粹，他是同性恋。他犯了错误，没有及时上报情报，但是我坚信他没有和柏林联系的意图。
他只能在我的处罚决定上签字，然后说，这件事情由他负责执行。
这是为什么当初安得蒙一直拒绝我进入普林顿庄园。
就在不久以前，他甚至请我回贝肯福德郡的叔父家，说C一定会用我来要挟他。而到时候他很可能帮不了我。
他只说，艾伦，你等我。一直到战争结束。如果战争结束后我不能来找你，一定是我死了。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母亲最后选择了柏林。或许她付出了很多，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因为给父亲的一封信，或者像现在的我，一段密电，而加入情报局的黑名单。
从某种角度来说，情报局一直在作出错误的选择。
安得蒙犹豫了很久，问我：“艾伦，你不会逃跑，是吗？”
我说：“不会。你不用给我戴手铐。”
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夕阳余辉中的国会大楼，闭上眼睛，彼得拿出黑丝带把我眼睛蒙起来，帮助我上车。
劳施莱斯顺着平稳的疾驰，安得蒙握住我的手。
他说：“别怕，艾伦。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会很安全。”
“阿诺德告诉你，西区有一个囚禁间谍的机构。我们是去那里吗？”
安得蒙没有回答，他只是拿起我的手，吻了吻手背。
“我可以经常来看你。”他说：“你的朋友也可以。”
“来看一个因为被怀疑通敌而囚禁起来的艾伦。卡斯特吗？”我绝望的问：“如果C下台了，你在情报总局局长的位置上做得很好，我可能出来吗？”
“首相在你的处理意见上签字了。”他轻声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你等到战争结束。那里很安全。”
来唐宁街之前，我只是匆匆的抱了一大堆资料，什么都没有准备。我甚至没来得及多看一眼喜欢的东西。那是我最后最后一次离开一号办公室，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伦敦西区有一个高墙围起来的建筑，拉着电网，持枪的士兵阴沉的守在入口。高墙里是一座废弃的监狱，后来改成了情报局的秘密机构。我被安置在西边的一座瞭望塔里。坚实的灰色墙壁，顺着布满灰尘的楼梯走很久才能到达塔楼顶端。楼下有特别设置的守卫士兵。
石砌的窗户不大，正好能望见机构的正门。我能看见安得蒙的车开进来办事，卫兵向他行礼。彼得拉开车门，他穿着黑色风衣，从侧门下车，向我这边走来。
走到瞭望塔底下时，他会抬起头笑一笑，仿佛知道我就在窗户边看他。
这个处理决定来得太突然，我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这个事实——战争结束之前我是不可能从塔楼里出去了。
而让我伤心的是，在被情报局处理的第三天，我听到了考文垂被轰炸的谣言。给我送饭的看守在谈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防备，谁也不知道德国佬的飞机会来袭击这里。空袭发生在半夜，持续了近十个小时，古城考文垂沦为废墟。谁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在空袭中身亡。
安得蒙来看我，我质问他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考文垂不抵抗？
“艾伦，你分析得很正确。希特勒在试探我们是否已经破译出了‘迷’。我们不能冒德国现在换密码系统的风险保护考文垂，只能牺牲它。”
他站在窗户边上，显得很安静。从这里看出去，天空总是灰蓝色的，时常有鸽子盘旋。
“但是纽卡斯特没事。皇家空军派出了一个飞行中队，那天晚上上演了激烈的空战，纽卡斯特保住了。”他摇摇头：“艾伦，放弃考文垂是首相做出的决定，但是理由是你给出来的——德国在试探我们。”
我坐在床边，心里很难受。
安得蒙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想了想，说：“但是向首相建议放弃这座城市的人是我。艾伦，如果你感觉到了责任，那么我们一人承担一半。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只能以最少的牺牲，最快的方式，结束它。”
塔楼顶层空间不大，有小小的窗台。窗户下面是一张漆成绿色的木书桌，漆皮掉了一半。靠墙有个很窄的钢丝床，铺着白色亚麻布床单。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没有柜子，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床下的木箱子里。
枕头上有一本叶芝的诗集，是安得蒙当初送给我的那一本。他为我带来了，同时还带来了其他书，纸张，钢笔和我常用的笔记本。
“亲爱的，你现在有时间解决希尔伯特提出的七大数学难题了。”他吻吻我的额头。
安得蒙问我：“艾伦，你后悔当初爱上我吗？”
我苦笑：“后悔。”
“我就猜有一天你会后悔。但是来不及了。”他从背后抱住我，把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声音带着笑意：“柏林那个试图联系你的人还在间歇性的为我们发送情报。我们用相同的密码反向联系了她。她的确是你的母亲——简。卡斯特夫人。艾伦，你有一位温柔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