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六点，天色渐晚，赵向晚快手快脚将袁冬梅准备好的三菜一汤都做好，端到饭厅餐桌上摆好。
小炒黄牛肉、苕粉肉丝、蒜叶炒蛋、排骨萝卜汤。
袁冬梅先前只炖好了一锅汤，其余菜切好准备妥当，只等女儿回来开炒。没想到赵向晚这个客人动作这么麻利，只十几分钟就端出菜来，不由得赞了一句：“你这孩子真能干。”
说完这句话，袁冬梅又转头在女儿头顶虚虚地抚了抚，叹了一口气：“你呀你呀，什么都不会做，将来可怎么办。”
章亚岚不服气地偏了偏头：“我将来要做事业女性，才不和你一样当家庭主妇。”
袁冬梅眼神黯淡了许多，显然也知道女儿看不上自己这个母亲。
【像我这样的女人除了做家务，还能做些什么？亚岚能考上大学，将来当警察领工资，可是我呢？我以前就是个卖毛衣的营业员，下岗之后在家干家务，除了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我什么也不会。
她爸爸经常嫌弃我，说我连个儿子都不会生，没替老章家留个后，是个罪人。我这样的罪人，不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家务，还能做什么呢？
亚岚总说她养我，真是孩子话。她将来要谈恋爱、结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带着我这么个没用的妈像什么话，还不如守着这个家一个人过。只要她爸爸隔三岔五地回来一趟，每个月给点钱，我就满足了。】
听到袁冬梅的心中所想，赵向晚大约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卑微的原因。
第一，价值感缺失。
或许是因为下岗之后当家庭主妇没有再与社会接触的缘故，回归家庭的袁冬梅的社会性减弱，很难从外界获得价值感，她对自身地位、意义的反馈信息均来自丈夫、女儿的评价。
女儿章亚岚高中阶段住读，只有周末、假期在家，再加上她性格大大咧咧，丝毫没有觉察到母亲的内心需求，无法给予袁冬梅所需要的赞美与肯定。
丈夫章石虎习惯了袁冬梅的付出，丝毫没觉得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回到家有热气腾腾饭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言语间缺乏尊重。他赚钱之后心性变了，喜新厌旧，挑三拣四，极尽打压之能事。
这样一来，袁冬梅慢慢接受的信息便是——我是个无用的人，我不配得到旁人的关心、爱护与尊重。
第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赵向晚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案例，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罪犯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为人质，历经六天对峙，警方解救人质之后却发现他们对绑匪产生怜悯的感情，拒绝指控绑匪，对警察持敌对态度。因此，犯罪心理学中将这种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境下，人质为了求得生存，与绑匪之间形成一种顺从、忠诚的感情，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袁冬梅虽然不是章石虎的人质，也没有经历死亡威胁，但长期被家暴、求助无门的情境之下，她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尽量表现得顺从、忠诚，并在生活中逐渐形成依赖心理。
曾经被打得肋骨断掉、内脏出血，那这一回只抽了两个耳光就是恩惠；
曾经被羞辱、被贬低，偶尔给点钱就是关爱。
章亚岚虽然想要帮助母亲，但她只知表象不明内里，对母亲要求过高，因此袁冬梅面对她提出的：离婚吧，我养你，只当是句孩子话。
养？怎么养？没房子住、没钱花，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拿什么养母亲？日子那么长，变故无处不在，“我养你”这三个字说起来轻飘飘，做起来却沉重无比。
赵向晚喝了一口排骨萝卜汤，笑着称赞：“真好喝。”袁冬梅炖的汤的确好喝，一股浓浓的肉香味，萝卜清甜。
章亚岚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炖各种各样的汤，早已习以为常，听到赵向晚夸奖母亲炖的汤，不解地喝了两口，眉毛一挑，心里暗自嘀咕：很好喝吗？也就一般般吧。
赵向晚的赞美朴实而熨帖，袁冬梅的内心滑过一道暖流。
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听到有人夸自己的厨艺。袁冬梅笑容灿烂，拼命地往她碗里夹菜：“来来来，喜欢就多吃点。”
章亚岚张了张嘴，却被赵向晚用眼神制止。
赵向晚吃了很多菜，她虽话少，但表情放松，双眼微眯，一脸的惬意与享受，用实际行动表示对袁冬梅厨艺的肯定。偶尔一两句点评，每一句都踩到了袁冬梅最期待的点。
“牛肉很嫩。”
袁冬梅欣喜地解释：“是，要事先拍好淀粉，还得把握好火候，不然就老了。”
“苕粉真入味。”
袁冬梅高高兴兴地传授做菜诀窍：“苕粉提前泡好，再加酱油、盐渍过，才能入味。”
“章亚岚有您这样的妈妈，真幸福。”
……
这句话直戳心底，袁冬梅忽然放下筷子，掩面而泣。
章亚岚慌了，攀着母亲的肩膀问：“妈，你怎么了？”
泪水从指缝流出，袁冬梅的声音闷闷的：“做了这么多年卫生、弄了这么多年的饭，你奶、你爸、你，从来没有人夸过我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