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立回家以后，和铎匀说起来郑卫离开的事儿，樊铎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他也是不容易。”二十多岁的年纪，两次抱着丧生大海的可能，都要偷渡到港城去，他所经历的苦难，可能后人都难以想象。
爱立也觉得有些唏嘘，叹道：“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人总是渺小的。”这并不是郑卫一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个民族的苦难。
想到这里，爱立快步走到桌子前面，从她带回来的包里，一番搜找，扒拉出一封信来，递给铎匀道：“我今天收到了俞老师弟弟的信，说要还给我当年帮助俞老师的钱。”
樊铎匀稍微想了一下，才记起来，爱立说的俞老师，是她大学时期的俄语老师，也是当年他们帮助的二十多人中的一个，1969年被遣返回东北老家，跟着侄孙生活。1974年得到了平反，但是本身年事已高，许是情绪波动过大，那一年春夏交际的时候就过世了，被安葬在东北。当时爱立还额外寄了一笔丧葬费过去。
没想到时隔五年，竟然还会有俞老师家人的消息。
边看信边问爱立道：“俞老师的弟弟，以前不在国内吧？”
“是，他是四十年代在米国读书，后来就留在了那边，前段时间回老家扫墓，看到了我们和俞老师来往的一些信，就顺着地址寄到了汉城国棉一厂去，张扬帮忙转寄到这边来了。”顿了一下，爱立接着道：“我想这笔钱，是我和俞老师的缘分，不准备要他还。”
樊铎匀道：“那是自然，回信的时候，你仔细和他说，免得人家心里还惦记着这事。”
爱立应道：“好。”
夫妻俩就坐下来，给俞老先生写回信：“俞先生您好，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意外。我是俞老师的学生，得知恩师晚年生活上有些不便，略尽了些绵薄之力，不值当您挂心。您信中所提的归还钱财一事，万万不可，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我和俞老师的缘分，您不必放在心上……”
这笔钱，当初他们夫妻俩预备花出去的时候，就没准备收回来。
信写好以后，按照原来信封上的地址，寄了回去。
十天以后，爱立又收到了俞老先生的信，表示他准备给老家俞家坳购买一辆拖拉机，以感谢乡亲们对老姐姐的收留和照顾之情，说还给爱立夫妻俩寄了一份礼物，是她姐姐留下来的，他觉得这些东西，送给爱立夫妻俩更合适一些，希望他们注意查收一下。
爱立顺道就去邮局问了，今天确实到了一份她的包裹，并不是很大，爱立原本猜是一些书籍。到家打开一看，发现是一个绿玉小乌龟和一个翡翠式样的小茶壶，用报纸和棉花仔细地包了好几层，这大概是俞老师曾经钟爱的小玩意儿，一直带在身边。
樊铎匀拿过来仔细看了一下，“像是有些年头的东西，这种应该留给她后人的，既是纪念，也是一份传承。”
爱立叹道：“也许她的后人至今都没去俞家坳，不然这东西应该早就被拿走了。”俞老师是有一双儿女的，只不过那个年代和她断绝了关系，按常理来说，这对子女很不孝，但是退一步说，人处在动荡的时代中，可能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
毕竟那是生养他们的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在一个山坳里去世了。俞老师曾在信里和她说，她觉得自己像在坐山牢一样。一个学贯中西的老人，满肚子学问，却只能对着尚未开蒙的孩童，哼唱几句童谣。其中的辛酸和苦涩，爱立都觉得有些于心不忍。
但是按照政策，那些年俞老师是不能离开俞家坳的，就是去公社上剪个头发都不行，更别提把她接出来了。
爱立看着这一对小物件儿，心里有点为难，和铎匀道：“还是不留吧？以后俞老师的儿女得知东西在我们这，可能会有纠纷。”
铎匀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先留下吧，俞老先生一番盛情，我们要是再退回去，他怕是真就给我们寄钱来了。”顿了一下又道：“我们再给俞老先生去封信，如果俞老师的后人想要，就来咱们这里拿。最近各地还有十年的展览馆，我们也可以捐到那里去。”
爱立也就没有再说，很快给俞老先生又去了一封信。
不成想，这次的信，引来了俞老先生十分激烈的回应，表示姐姐的那一对孩子，但凡还要点脸，都不该对这两样东西动贪心。
又说，他姐姐留下来的不止这两样东西，大部分都留给了照顾她的侄孙，这两样东西是年轻的时候就伴在他姐姐身边的，意义很不同，希望爱立能收下来。
至于收下以后怎么处置，俞老先生说，全凭他们作主。
这封信让樊铎匀很是感触，和爱立道：“现在形势缓和点，新的问题也随之来了，光是这几年的伤疤，都要疗治很久。”
爱立点点头，有多少人能面对自己，曾经遗弃病弱无依的母亲？曾经举报恩爱两不疑的爱人？曾经为了生存而放弃自己为人的底线？
这些灵魂上的灰迹，并不是一场雨水就能冲刷干净的。
夫妻俩正聊着，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敲门，爱立朝窗外看了一眼，发现天都黑了，有些奇怪地问铎匀道：“这么晚了，谁会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