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日的江汉平原，若是雨天，那种辽阔的灰濛濛的色调，树林、牲畜、田野与村庄皆如烟凝，若真若幻，这是一种让人忧郁的景象，然而萧瑟并不冷清，枯寂并不衰败。不知为何，我一直喜欢在这样的冷色调中旅行。
现在，我们乘坐的面包车正穿行在江汉平原的冷雨之中。车上除了我，还有三位著名的学者，他们是王春瑜、王先霈与何镇邦。此行的成因是王先霈的一位学生在秭归县当领导，他邀请我们前去参观已经蓄水的新三峡。在我的动议下，临时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順道去荆州城中拜谒张居正墓。
二
张居正的墓在沙市市郊一处名叫张家台子的地方，荆州与沙市两城合并后，该墓便在荆州城内。
我自1993年对张居正产生了兴趣并从此开始了对他长达数年的研究。在这次拜谒他的墓园之前，我已独自前来凭吊过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清明节。那时，我对张居正的研究和史料搜求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正准备选择一个吉日动笔写作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清明节的早上，我独自驾车从武汉出发，沿宜黄高速前行约两百公里，至沙市站下。友人刘心宇君在出站口等着我，带我去墓地。约半个小时，我们的车停在一片泥泞之中，心宇领我走进一畦散发着粪臭的菜地，指着菜地中的一个土堆说，这就是张居正的坟墓。
尽管动身之前，我对该墓的毁坏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及至亲临其境，仍不免深深地惊讶。
这座在平地上凌起的土堆，陷在难以插脚的泥淖之中。墓的后头地势稍高，即当地人所说的“台子”（我不知道张家台子的地名，是不是因张居正的坟墓在此而得），上面盖满了两层的农舍。墓之两侧，左为民居，右为村人筹资修建的一座名为菩提寺的小庙。据说所用寺基，亦是侵占墓园的用地。
我走到墓碑跟前，两条裤腿溅满泥浆。而台子上的村民，莫不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由此可以揣测，前来墓园拜谒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土堆前的墓碑是极其普通的米青石，显然是今人所立。没有任何雕饰，仅“张文忠公之墓”六个隶书大字，用油漆涂红。也许又经历了一段岁月，碑上漆色剥落，字迹开始模糊。圆土堆的一圈墓墙，用约两尺高的青砖砌起，年久失修，有几处已经倾圮。土堆上的蒿草欲青还黄，在艳丽的阳光下，格外引发人的沧桑之感。
心宇君告诉我，这座坟墓即是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钦天监为张居正选择的墓葬的原址，但坟墓却不是原来的。盖因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们信奉毛主席的教导，认为帝王将相无一好人。作为当过万历首辅的张居正，焉能放过？小将们遂成群结队前来掘墓。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380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涌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入夜，一张姓老农（据说是张居正后裔）悄悄来到墓地，将被红卫兵丢弃的张居正的散乱白骨收拾起来，装在一个临时找来的陶缸里，在原地挖了一个坑予以埋葬。又二十年过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症的民族部分恢复了记忆，列宗列祖的文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杀。时任沙市博物馆馆长的侯先生与陈先生，终于鼓起勇气要重修张居正的墓园。首先，他们找到那位老农，将张居正葬于陶缸的尸骨挖了出来。那只陶缸过于简陋，他们便让当时尚在博物馆工作的刘心宇找来一只精致的青花罈子，将张居正的尸骨再次收殓。然后，在当年被推土机推平的墓基处重新挖坑，将青瓷罈埋于其中，又把散于原地周围的断砖捡起做了墓堆的护墙，并作了一块墓碑竖起，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一座坟茔了。侯、陈二人本来雄心勃勃，要建一座张居正陵园，并在今已盖了菩提寺的地方修建一座张居正纪念馆。他们把报告呈给有关领导，可惜没有下文。两位老先生现已退休，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张罗此事。
所以，我第一次谒墓，在满目荒芜的墓园听完刘心宇的讲述后，心境之苍凉可想而知。这苍凉中，既有为张居正死后数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悲哀；更有为我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后代子民对先贤的麻木不仁而痛苦。
三
我是在39岁的时候，才有意识地研究张居正这个人。那时，因为唐浩明先生的小说《曾国藩》，国人中的确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我在坊间购得《曾国藩》读过之后，遂留意起曾氏著作。后来在湘中名士王闿运的著述中，得知曾氏非常推崇江陵人张居正，说他柄国于“窳盐之极，其功尤伟”。我便开始搜求张居正的著作。不久，便买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幑主编的煌煌四巨册的《张居正集》，又从友人处借到了朱东润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张居正大传》。这便是我研究张居正的发端。
我在另一篇《让历史复活》的文章中，谈到研究中国的政治，首先要研究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称职的国务活动家，是宰相多于皇帝。在中国那么多可圈可点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张居正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一类。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张居正不但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汉以降，也只有诸葛亮与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拟。这是因为，诸葛亮只是蜀国的宰相。局促的舞台，不足以让他运筹帷幄，摇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错，但缺乏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同张居正相比，他更像一个文人。他的源头是屈原，而张居正的源头是申不害与霍光。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功绩，却是远远超过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称太祖与成祖。其后的十几位皇帝，依次为仁宗、宣宗、英宗（中间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与毅宗。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与穆宗比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别是武宗与世宗两朝，共六十一年，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塌糊塗。穆宗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时三十岁，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几件事来，怎奈穆宗素无大志，虽然俭朴本分，但沉湎酒色。所以，国政在他手上，仍没有什么起色。到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国家除边防稳固之外（这其中也有张居正的功劳），内政几乎乏善可陈。官腐民败，政以贿成。斯时之皇权，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实际的控制力已相当薄弱。京师百里之外的地方，盗贼成群——这是民不聊生的显著特征。
远在世宗中期，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就痛感国运的土崩鱼烂，朝廷中的官员庸多贤少，于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张居正的宰辅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当他还是一个青巾学子的时候，便想成为当世的伊吕。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于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张居正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他的这一地位类似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幸运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历代的内阁，都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磨擦，二是阁臣之间的斗争，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呆得长久。就是能够呆在里头，也极难有所作为。但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从他入阁到去世，他一共在内阁呆了十六年，六年次辅，十年首辅。其间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权嬗变，人事代谢，他都固安其位，巍然不动。不言施政，单从为官的角度看，张居正无疑也是最优秀的。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饱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饥寒起盗心”的明代中晚期，这理想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张居正明知不可为而为，从未放弃自己的渴求与梦想。隆庆元年，他入阁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过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文件。自商鞅以降，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陈六事疏》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遗憾的是，穆宗缺乏从根本上改变朝局扭转颓败的勇气。他只是对《陈六事疏》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在西苑搞了一次阅兵，仅此而已。经过这一次试探，张居正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他仍隐忍地呆在内阁，在保全自己权位的前提下，做一些于社稷苍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朱翊钧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当上了首辅。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时才正式拉开。
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副职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骤膺大任，很难摆脱“小媳妇”的心态，缺乏总揽全局的才能与朝纲独断的勇气。用这一观点来衡量张居正，显然不合适。他从翰林院的编修干起，到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务长），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师）以及入阁为次辅，他做过的官，不是无关国计民生的文职，就是与大办事员无异的副手。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干过。这种出身，很容易书生意气。但张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磊落伟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两京不到三万名的官员，被他裁掉七千人。仅这一举动，就令天下士林为之侧目。并因此被人指斥“与天下读书人为敌”。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的责难，张居正不为所动。为了改革，他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没有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则他所领导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