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1943年出生的陆桂枝觉得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
四岁时，母亲再嫁，她作为“拖油瓶”进了陆家。继父陆春林话很少，每天埋头做篾活，继爷爷与继奶奶对她爱理不理。
家里实在是太穷，多一张嘴就要多出一份口粮。红薯稀饭煮得光可照人，奶奶给陆桂枝装的那碗总是最稀的，碗底连一颗米都没有。
陆桂枝怕得要死。怕母亲嫌弃自己拖累，怕继父不愿意再供养自己，怕爷爷奶奶把自己赶出家门。所以她拼命干活，学会了察言观色，哪怕被打被骂都默默忍受着。
因为母亲教过她：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可有的时候，陆桂枝又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幸运的。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正赶上新中国解放，乡村小学不论男女都可以报名读书。徐云英不顾公婆的反对，坚决送她上了小学。
徐云英熬了一个晚上，将自己一条蓝布裤剪了，改成一个旧书包，将它挂在陆桂枝的身上，语气严肃而坚定：“好好读书，才有出路。”
陆桂枝将母亲的话牢牢记在心上，坐在透风的教室里，她比谁都专心、刻苦，成绩遥遥领先。
读书明理，陆桂枝感觉世界的大门在眼前打开。
童年在饥饿、贫困、忙碌中度过，转眼小学毕业。要不要继续读初中？陆家意见不一致。
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再供她读书，
一句话在嘴巴边上打滚，只是看她小脸皱巴巴，一幅可怜样儿，没忍心当面说出来——
“女孩子家家，又是个带来的，读什么读！浪费钱！”
终归还是在徐云英的坚持下，陆桂枝上了初中。
初中走读，每天去学校要走十六里路，从学校回家再走十六里路。穿鞋很费，鞋子是徐云英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布鞋，一个月就得换一双。为了省鞋，懂事的陆桂枝习惯了打赤脚，将布鞋小心地拎在手上，快到学校门口时擦干净脚穿鞋进学校。
每天早天还没亮，鸡叫头遍，陆桂枝就会从被窝里爬起来，披星戴月地往学校赶，风雨无阻。一路上，陆桂枝和同村的伙伴一起背课文、背单词、互相提问、复习功课。
初中期间，家里发生两件大事，陆桂枝差点辍学。
第一件事，堂爷爷陆昌寿跳起来分家。
陆春林的父亲陆昌福有个堂弟陆昌寿，两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由陆昌福抚养长大，陆昌寿父亲留下的八亩地、三间草房也由陆昌福使用，待陆昌寿成年之后再交回给他。
1948年土地改革时，原有的土地归属权发生变化，解放军驻村工作人员按照平均水平分配土地与房产，陆昌寿与陆昌福一起生活，达到平均水平，并没有多分财产。
陆昌寿刚满十八岁，大吵大闹强行要求分家，摔桌子打板凳，坚决要求按照十六年前的契约，收回父亲留
下的遗产。
两家各持己见，一个要按契约行事，一个要按土改政策执行，最后陆昌福让了步，一家人搬出草屋，重新盖新屋。另外在村子南边买了一亩多良田，花了一千斤水稻钱。
买房、买地的钱，对陆春林一家而言，是一笔巨款。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件事，二弟陆信华夭折、母亲生病。
陆春林一家人咬着牙齿过日子，吃饭只有稀的、没有干的，家里养了十几只母鸡，春夏每天下蛋四五个，全家都舍不得吃，拿出去卖钱攒钱。陆桂枝以及后面的弟妹度过一个长长的、饥饿的童年。
陆信华夭折，这事是全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心力交瘁之下，母亲徐云英病了。大腿长疮感染，难以下床。母亲是全家家务的顶梁柱，做饭、洗衣、喂鸡、喂猪、照顾孩子……她一躺下，家里像塌了天，乱了套。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只能帮着喂鸡、喂猪，陆桂枝不得不停学，在家接过母亲的班，忙得团团转。
陆春林只知道做篾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会，他每天守在徐云英的床头抹眼泪：“云英呐，你快点好起来吧，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陆桂枝一夜之间便长大了。她心急火燎地背着还在吃奶的陆星华四处奔波。前后找了几个中、西医，内服外涂，可是不管事，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最后还是陆桂枝听人指点，跑
了十几里地找来一个西医，这个西医说，必须打青霉素。
那里，青霉素少见，很贵，一元钱一针，一针能换四十个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