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话说公元前五六世纪，古印度社会剧烈变动，小国林立，战乱频仍。先是伽尸、拘萨罗兴起，接着摩揭陀、拘萨罗、跋耆、阿班题四国对峙，最后摩揭陀与拘萨罗相争，摩揭陀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强大军队战胜拘萨罗，确立霸权地位。
就在这战火纷飞的时间，佛陀诞生。大约公元前565年，乔达摩·悉达多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城，即今印度、尼泊尔边境靠近尼泊尔一侧。
乔达摩出身于刹帝利种姓，是迦毗罗卫净饭王太子，少年时代接受婆罗门教传统教育。20岁离家寻师访友，探索人生解脱之道。
他先跟随数论派先驱阿罗罗迦罗摩学习禅定，后又尝试通过苦行发现真理，六年后形容枯槁，却依旧没有发现什么真理。
乔达摩于是发现苦行并不能获得解脱，开始净身进食。一日，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沉思默想，经过七天七夜，豁然开朗，终于悟出“四谛”真理，觉悟成道，因而被称为“佛陀”，简称“佛”，意为“觉悟者”。这年他35岁。
何为觉悟者？乃有三觉悟：
一是自觉，即觉悟宇宙真理和人生实相，觉悟人生就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
二是觉他，即自觉后觉人，将自己所觉悟的道理开示众生，令一切众生开悟得道，获得解脱安乐。
三是觉满，即自觉觉他两种功德，达到究竟圆满。自觉是智慧圆满，觉他是福德圆满。自觉是依智断惑，灭尽无明烦恼。觉他是发菩提心，利生为事业，时时为众生工作。
佛陀的四谛说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
四谛是哪四谛？
一曰苦谛。人生的本质断定为“苦”，人的存在本身为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恨、求不得、五蕴炽盛八大痛苦伴随人的一生。
二曰集谛，集谛说明诸苦和人生原因，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包括五阴聚合、十二因缘、业报轮回诸说。
三曰灭谛，提出涅槃的佛教出世最高理想，灭尽三界之烦恼和生死果报，从此不再受三界的生死苦恼。涅槃意译为灭度、圆寂。涅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死亡。
四曰道谛，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八正道”，是修持的规范和学佛的基础，通往涅槃的解脱之路。
这四谛中，苦谛指出人生的事实，集谛是指出人生多苦的根源，苦、集二谛可视为“因”。灭谛解释人生理想的最终归宿和最高境界，道谛是实现人生理想的路径。灭、道二谛可视为“果”。
佛陀逝世后，佛教僧侣意见分歧严重。阿育王时，佛教通过三次集会，会诵经典，统一经、律、论，消弭分歧。但是佛教的分裂在所难免。
佛陀去世后第一个百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
佛灭后第二个百年，约前3世纪，两部又发生分化，上座部内部分裂出犊子部和化地部，大众部也分为鸡胤部和说假部。
阿育王死后，化地部分化出说一切有部，这是传入中国内地论著最多、影响最大的派别。大众部的鸡胤部又分出多闻部。到公元一世纪，形成了所谓“大乘”“小乘”两大佛教体系。
阿育王为宣传德政，鼓励佛教外传。在传播过程中，佛教形成两条路线：
一条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向东南亚传播，称南传佛教。一条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和我国于阗、龟兹传播，称北传佛教。
自阿姆河到印度河，大月氏人在这里建立了贵霜王朝，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给西汉末年的博士弟子，内容不详。第一批进入中国内地的译经者是月氏人支娄迦谶和安息人安世高，他们在汉桓帝时进入洛阳。于阗、龟兹、疏勒都是佛教盛行的地区。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中郎将蔡愔等出使西域，永平十年（67年）在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获得的佛经经卷，用白马驼入洛阳，明帝为其修建白马寺，这个事件被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
三国时期著名的僧人有昙柯迦罗、昙帝、康僧铠、支谦、康僧会。
西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宣扬的论“有”道“空”，与玄学遥相呼应，佛教得到长足发展。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更盛。北方影响最大的僧人是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东晋帝王贵族崇佛，名士大多奉佛。据《辩正论》载，东晋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僧侣阶层，影响巨大。
南北朝时期佛教持续高涨，南朝到梁时，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出现了慧观、慧盐等一大批学僧。
随着佛教的盛行，西去取经求法和观瞻圣迹的僧人不断。法显是其中杰出代表。
晋隆安三年（399），法显四人自长安出发，经敦煌渡流沙，逾葱岭，抵北天竺，游历中天竺，南下摩揭陀，乘船到狮子国（斯里兰卡），搭商船归国，于413年达建康，前后15年，经历29国。
隋结束南北分裂，重新实现统一。但战争遗留下来的矛盾和新出现的问题很多，隋统治者提倡佛教以巩固统治。各类师说发展成大型宗派是隋代佛教的一个特征。创立于隋代的佛教宗派主要是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伏兵长安太极宫北面玄武门，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诸子，唐高祖李渊被迫传皇位于世民。次年改元贞观。世民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李世民登基做皇帝，年二十九。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腾贵。突厥侵扰，州县骚动。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百姓流离失所。
太宗励精图治，到贞观三年（629年），经济恢复，关中丰收，百姓归乡，竟无一人逃荒流散。贞观四年（630），唐并东突厥，唐北边威胁解除，沿边人民生活安定下来，被突厥掳掠的汉族人民大量返回中原。
自此时起，史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年年丰收，岁岁熟稔，物价便宜，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史家称誉的“贞观之治”。
唐初，佛道之争非常激烈。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请求斥佛，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佛教界人士法琳则多方辩护，著《辩正论》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天下由乱到治。在河南洛州缑氏有个名门望族，是汉代名臣陈寔之后。这个望族，后魏、北齐，都有在朝中为官的。到隋朝，这族后人陈慧看到天下政局不稳，辞官隐居潜心研究典籍，抚养儿女。人们都称赞他有气节。
陈慧已有三个儿子。600年某月某天，陈家老幼和主仆，都忙忙碌碌，阖府上下喜气洋洋。原来陈慧夫人又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