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峰隔一段时间就会例行问下，他镇定自若地牵着女儿的手走了出去，心里却如擂战鼓，脑海中反反复复地回放着那通神秘的电话。就在常磊出事的前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临时电话卡，声音用了变声器。
那个电话让他干两件事情。
一是调整下墙头钉子的位置，调整到成人后脑勺的位置；二是把摄像头转到看不到钉子的角度。
“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你？”蒋云峰反问道。
电话里那个沉闷的声音说道，“狱警受贿该判几年刑，你应该比我清楚。想想你老婆，想想你女儿，再想想每个月20号是谁去嘉海二院帮你老婆配药？”
蒋云峰冒了身冷汗，这几年他确实做错了事情，走上了歪路。常磊关押进双桥未管所的那年，蒋云峰老婆由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肾炎，明显肾功能衰竭，生病前她是造纸厂的下岗女工，没有医保，这几年患病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积蓄，而现在将近二十多万的换肾费用简直是灭顶之灾。
就在这时，有个人拿着现金帮他付了所有费用，还联系了肾源。
条件就是帮他儿子减刑。
蒋云峰有过犹豫，只是谁在金钱面前又能干干净净呢。正巧有个犯人来坦白自己另外犯的两起重大敲诈勒索罪，蒋云峰利用这个机会，伪装成是常磊得到消息检举揭发的，后来查证属实，常磊减刑一年。
此后，蒋云峰与常磊父亲间保持着一种默契，在受贿过程中任何转账交易都有迹可循，所以他们用现金。蒋云峰老婆换肾后，每个月购买免疫抑制剂和激素药物的费用将近七八千元，常磊父亲常志军每月让人去医院用现金买药，然后放在蒋云峰家门口的传达室里。
这样的交易直到常磊出事以后才结束。
蒋云峰去重症病房看常磊时，暗示过夫妻俩还有一个儿子在牢里，常磊妈妈却表示，这个啊，早就该自生自灭了。
电话里那个声音说如果他不照做，就会收到一封举报信，蒋云峰照做了，还害了常磊，到现在为止也并没有举报信，但他始终觉得心里隐隐不安。
夜色中，蒋云峰抱起女儿一声不吭地回了家。
说起举报信，蒋云峰没见过，但何小飞倒是有一封。那时候常磊快出狱了，他很清楚等他出狱了，爸妈就不会再在一个狱警身上浪费钱了，他又担心何小飞受委屈，就留了一封举报信给他当护身符。
常磊在信里把这两年蒋云峰受贿的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
“小飞，你要是受啥委屈了，就用这信威胁蒋云峰，让他保你。”常磊抱着何小飞说。
有时，何小飞是真觉得常磊对自己好，他把信揣进兜里，亲了亲常磊。
“这信真有用？”
“有用，磊哥还会骗你？”
“可你爸这几年用的是现金，医院的摄像头估计也只是个摆设，蒋云峰要是死不承认呢？”何小飞转着脑筋说。
“你忘了我爸是干嘛的？”常磊摸着何小飞。
常石常磊爸爸是嘉海市某大型银行的副行长，妈妈是一家大企业的董秘，有钱有权的家庭，若不是肆意纵容、毫无管教，也教不出这样两个儿子。
“每张钞票都有冠字号，知道吧？”常磊压着何小飞说，“远的或许不行，但最近这一个月的钱，只要点钞机点过，就能查流向。”
何小飞把举报信藏在枕头底下，和常磊在床上缠绵着，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几天后常磊竟然丧心病狂地割了他的命根子。
监狱里所有寄出的信件都要交由狱警检查，除非是举报信会交到检察院。出事之后，何小飞整日思索着该把这封信藏在哪个地方最安全，最后，何小飞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想到了顾超。
何小飞其实入狱第一天就见过顾超，为了防止犯人携带违禁品，入狱第一天要做肛检，就是脱光裤子撅起屁股自己扒开，让狱警检查里面。那时，狱警里知道来了个同性恋都猥琐地调笑何小飞，抢着要看他菊花。
何小飞有些难堪，最后是顾超替他解了围。
因此，何小飞总觉得顾超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他对顾超撒了个谎，他说，“顾警官，这封是我写给妈妈的信，但我现在不好意思寄给她，先放您这里，等我哪天有勇气了您再帮我寄出好了。”
顾超也没多想，收下了信。
何小飞又一脸真切地说，“您先别拆开看好吗？等我想寄了再拆，不然我要脸红的。”
顾超哦了一声，见信封封了口，这封信也不外寄，就把它放在了自己宿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