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发现自己父母在做坏事还要更可怕的吗？
我下意识想要挂电话。
可是我抬头一看，周围都是看到我打通电话的警员。尤其是何其思，目光大剌剌地直接在观察我的情况，好像有种如果我和对方谈不拢的话，他可能会接我的话筒，负责协调工作。
我感觉自己胸口跑了一群飞奔不息的野马，“哒哒哒”跑得我神经也跟着乱颤。
下意识地攥紧报告纸面，我重新开始一栏一栏把字给读下来，争取有补救的机会。
我刚才看得有点太快了。
然而我才读死者的基本信息，话筒再次被接了起来。
“我是负责人黎振玮。”
我爸的声音有条不紊地传了过来，“听说你对我们做的尸检报告有异议。”
可能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听的。
这个时候听到我爸的声音，我觉得他多了几分不苟言笑的严肃与正经。
该如何形容感觉呢？
就像是学生时代里面遇到了不肯通融的顽固老师，明明话头才刚开始，什么都没有认真说，就从他的态度里面感觉到他的拒绝。
我多少有点害怕了。
换做是旁人，我倒是无所谓，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可是对面是我爸，我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我是不是在给我爸添麻烦。
尸检报告出错并不仅仅是在质疑司法鉴定中心的公信力，也是在质疑我爸的法医技术和职业操守，这对我爸的职业生涯和名誉可以说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感觉到越不说话越容易成为尴尬。
我爸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具体什么情况？”
在心里暗骂了自己一句——真是自己挖坑自己跳，我开口把我之前说的疑点给提了出来。
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Anubis的司法体系非常泾渭分明，所有的环节都不允许互相交叉。
比如说，现场调查的警察是不具备法医或者基本的物证调查，他们通常负责监管现场，根据法医给出的信息情报进行调查，抓捕凶手。而他们本身不需要学任何的法医技术或者知识。就算有，他们给的建议一般都不会被采纳。
当然，老警察调查案子久了之后，他们本身也形成了经验和判断，有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接过来查案。可是他们还是必须有法医报告的证明佐证自己的行动的正确性。
如果法医给出的报告与他们的行动和调查相悖，通常是警察会被停职或者得到警告。
由于这种不便利性和风险，其实混得越久的警察越会依赖法医鉴定中心的报告确保自己的行动无误，以及案件调查中的部分免责。
“崔队长的发言在教科书和论文上都是有据可依，有迹可循。”
我爸说话依旧不紧不慢，“我们会以你的给参考，进行第二次尸检结果。不过新报告若没有变化，希望崔队长那边可以尊重我们的工作。”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尸体被Anubis司法鉴定中心收走之后，基本不会有第二次供给法医之外的人检查的机会。
像这样的意见，我只能提一次。
这种机制听起来很容易出现如果有单方面出错，会导致整个调查的错误。
这确实有这种风险，可这能保证部门职能不交叉，最大限度地保证调查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就好比一个盒子需要有多把钥匙才能打开，而每把钥匙则会交给不同的人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