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五点，韬基-塔茨伯利一个人正在旅馆房间里吃茶点，有一点沙丁鱼、干酪、鲟鱼、黑面包和蜜软饼，维克多-亨利进来告诉他，他就要去前线。记者兴奋得东西也不吃了。“我的天，老兄，你真去吗？在这个德国人到处都蜂拥而来的时候？不可能。说说而已。好天老爷，俄国人就是善于用空话应付你。你永远也去不成。”他理了理胡子，又伸手拿吃的。
“是啊，也可能，”帕格说着，坐到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他刚才从海军部拿来的密码和海港图。四天来，他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五六小时，他硬撑着不让自己合眼，房间里的东西在他眼前来回摇晃。“可是我的许可刚刚从相当高的上级批下来了。”
塔茨伯利正把一块加了满满一层沙丁鱼的面包放到嘴边，一听就楞住了，他透过瓶底似的厚近视眼镜瞧着亨利，用平静的口气低声说：“我跟你一起去。”
“见你的鬼。”
“维克多，两星期前，俄国人进行反击的时候，记者们去了中路前线。走的那一天，我感冒了，烧到一百零五度。”塔茨伯利放下吃的，抓住他的拐杖，瘸着腿快步穿过房间，开始穿皮大衣，带皮帽。“谁经办这件事，罗索夫斯基吗？我能不能对他们说，是你说的我可以去？我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也喜欢我。就看你了。”
维克多-亨利不想要塔茨伯利一起去，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同时估计俄国人一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就说：“好吧。”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伙计，你别走，就喝我的茶吧。告诉帕姆我六点之前回来，她得把我的广播稿重打一下。”
“她在哪儿？”
“外交信使那里有她一封信，她去取了。”帕格就在他坐着的靠椅上睡着了。
冰冷的手指在他脸上抹了一下，把他弄醒了。“你好啊，你躺着睡不更好一些吗？”帕姆站在他面前，她的脸冻红了，眼睛闪着光，灰色的羊皮帽子下露出一绺棕色的头发。
“啊，怎么啦！”他眨眨眼，伸了伸腰。“我在这里干嘛？大概是进了屋子就倒下了。”
“韬基呢？”她脱下帽子和手套。“他干嘛把茶也剩下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睡了一会，他的脑子清楚一些，他记起他和塔茨伯利的谈话，又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的脸板了起来，显得很紧张。“前线？他们永远也不会让他去。但你呢？维克多，你当真要去？你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或瑞典的广播了吗？”
“听了。”
“好吧，我知道争也没有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大使馆准备迁到乌拉尔或别的什么地方去。顺便跟你说，台德没有事。”她走到她的书桌边，身上还穿着皮大衣，拿起几张打了字的黄纸。“啊，讨厌，又改了，真小题大作！”
她经常漫不经心地说出一些重大事情来。帕格现在已经习惯了。今天这件事她说得太快，他没有把握到底听清了没有。“帕米拉，怎么回事？台德怎么样？”
“他很好。总之，平安无事。”
“但是他在哪里？”
“呵，回到布赖德了。他来信说，他还是老样子。他好象
是跟几个法国空军一起从斯特拉斯堡城外的俘虏营跑出来的。在法国和比利时，他确实经历了好几次象电影上一样的惊险场面。但是他都闯过来了。我过去也想，他迟早会出来。”她坐下来，揭开打字机的盖子。
“天哪，姑娘，这是了不起的消息。”
“是啊，不是吗？你一定要看看他的信，正反两面写了七张纸，很有意思。他掉了四十二磅，他的大腿上——更精确地说是屁股上还有一颗子弹。他可真受了折磨啦，他很遗憾地说，现在，等到他能够坐起来的时候，只好做一些机关工作了！当然，这是说我得马上回家跟他结婚。”
帕米拉忽而改变了她随便的样子，盯着维克多-亨利看了好半天。她戴上了黑边眼镜。“我这就得干了。你显然需要睡一会儿。”
“没有用。代表团快走了，我得去送他们。帕姆，台德的事真了不起。我非常高兴，也放心了。”
她搓一搓手，在上面呵一口气，说：“上帝，这真去了我一桩心事，不是吗？我是说可以不再跟韬基的笔迹和他那乐观的胡说八道打交道了。”
过了一会，维克多-亨利正在穿他在军舰上穿的那件厚呢大衣，塔茨伯利闯进来，脸上发烧，鼻子冻紫了。
“有可能！条件合格，我的上帝。他们明天再确定一下，但是，维克多，我相信我将跟你一起去！——帕姆，你完了吗？时间快到了——维克多，外交部现在乱极了，前线的消息一定很坏，但是，老天爷在上，你得到的那个许可，不管叫什么，肯定是一道密令！当然他们喜欢我，他们也知道我符合条件，但当我说你坚持我跟你一块去的时候，罗索夫斯基的脸就变样了！”
“啊，韬基！”帕米拉停止打字，瞧着他。“维克多根本没有坚持，他不可能这样说。”
“帕姆，你得对这些人施加压力。”塔茨伯利皱起脸，狡猾地一笑。“我说，你们两个是老朋友，实际上是，维克多很喜欢你，想帮我个忙。所以如果有人问起，你得给我圆谎。”
“你这个不害臊的老不死，”帕米拉说着，脸涨红了。
“好啊，说的那些，还都是真话。”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必须去机场了。韬基，帕米拉有很重要的消息。”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嗨，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在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发上挽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呵！是听，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以后他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罗索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象以前那么友好了。
“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象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锨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象纽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