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师弟的病好了一些，师哥说，你要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师弟说，我就想，想着铁蚕豆香的很。师哥说，好，我去去就回。但是师哥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他遇上了抓壮丁的军阀部队，被绑走了。师弟在家等到天黑，也没见人回来
只剩了孤身一人的他，四处去找师哥，始终没有结果，回来后却发现自己住的地方已经毁于一把大火，街坊家失火，殃及他的住处，再去找藏在墙角里的钱，早就不知道在救火的纷乱中让谁掏走了。
彻底绝望的师弟想到了干脆去死。一了百了。他走了一天，走到郊区自己家已经破败不堪的祖坟地，没有供品，就只是跪在地上给父母磕了三个头，哭着说，爹，妈，我这就见你们去，我这就跳护城河……
阴云密布，又是暴雨的前兆，他的哭声在空旷的坟地里回荡，这时候却有个陌生人走了过来。看着也是上坟的，这人说，小孩儿，你怎么了，干吗要说想死啊。他看那人不像坏人，就说了自己的经历。对方很同情，说，你要是活着，兴许还能见着你师哥，你要是死了，可就没戏了，爹妈生你，不是想让你这么小小年纪就寻死啊。这样吧，我是个做小买卖的，铺子里缺个小伙计，你要不怕吃苦，就跟我走。
师弟觉得老天终于睁了眼，就感激涕零的又给这位先生磕了三个头，跟着走了。他从此后开始在人家开的布铺里当小伙计，很累，但是能吃上一顿饱饭，住上不漏雨的房子，也就知足了。他一直想着师哥还会回来的，他打算等，可这一等，就是十来年。
军阀混战日趋严重，北京城里百姓民不聊生，老板的铺子经营起来也日益费力，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打响，更是雪上加霜。年老的店主无儿无女，临死前拉着这个始终忠心耿耿的伙计的手说，小子，你叫我一声爹，不枉费咱爷儿俩这十几年患难！我九泉之下做个有后的死鬼，见了阎王爷也能理直气壮了！师弟哭了，跪倒在地喊了一声爹，老店主撒手人寰，剩了残破的一间店铺给他。他又成了孤身一人
日本人在北京横行霸道，他的铺子做不下去了，因为不交苛捐杂税，又差点打了个日本兵，他再也无法在北京城里停留，九死一生逃到城外，他这次是真的决定远走他乡了。给师父、老掌柜和亲生父母的坟上过供品祭拜过之后，他走了，他投奔了当时在京郊活动的抗日组织，反正也是孤单着，死也没人心痛没人哭，就豁出去了吧。
但人有时候越是豁出去，越是死不了，多次受过伤的他转战南北，最后竟然熬到了抗战胜利。此时已经是1945年，三十多岁快四十的他以为太平年月就要来了，在街上和人们一起庆祝时，却偶然见到了一个看起来极其有师哥当年眉眼的男人走过，他大惊失色追上去，却没想到那人只是一转脸就不见了。
茫然中，他只当是自己认错了，转身往回走，可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人确实就是他的大师哥，当年被抓了壮丁的他在军阀队伍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活，几次想逃走回去找师弟，却都以失败告终。几年间他跟随过不同的队伍，最后一次，他加入的是国民党军队。他因为是老北京人，被士官看中，选出来当了特务。目的就是刺探城里共产党的活动。他确实看见了师弟，确实看见他穿着八路军的军装，但他不敢相认。他只能躲到胡同夹道最幽暗的角落边笑边哭。他谢谢老天给师弟留了一条活路，他哭自己可能永生无法再和师弟一起生活了。
抗日胜利之后，紧跟着就是三年内战，国共两党的斗争更加残酷，立了一些军功的师弟当了解放军一个小小的干部，又因为会曲艺，搞过一些小型演出，不少人都记住了他。可这些却都成了日后的祸根。解放了，建国了，在广场上看阅兵式时，他想自己也许就注定一个人了吧。师哥应该是已经死了，或者远走他乡了。也许师哥当年就觉得自己是个负担，才一走了之的。这样给自己催眠着，他决定忘掉过往。
四十来岁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寡妇做妻子，那女人是个国民党军官的遗孀，带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他想自己终归该有个家，就同意了。结婚之后的生活很是平静简单，但这平静只持续到五九年。
党内斗争开始了，跟着又是反右，文革爆发之前，他就被揭露出连他自己都快要忘记的身世来，曾经满清八旗子弟贵族家庭出身的他，再加上又在天桥当过艺人，自然成了敌对阶级和旧思想的代表。他被打倒了。
妻子也受了牵连，险些就被查出来给国民党军官当过太太的历史，结果紧要关头，已经年过半百的师弟，写了一纸离婚书，里面说，她只是个不识字的乡下寡妇，贫农出身，介绍她给我认识的人可以作证。巧的是，那个介绍人正是文革中的“红”典型，得知老友受难，赶快跑来，答应想办法把他弄出去，而且同意作证那女人不是国民党军官遗孀
世事难料，红的也可以转脸变成黑的，妻子迫于形势，跟他离婚了，带着两个儿子去了郊区农村，说在那儿等他，可他却就在被放出来的前夕，因为帮忙的老友一夜之间被打倒，而连带着卷进了更大的漩涡。十年动乱，他挨了无数的批判，留了一身治不好的病根，本已万念俱灰时，时间到了一九七六年，患了肺炎，在监狱里等死的他，却忽闻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几天之后，他被释放，直接送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