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陶南屿只知道母亲“凶”。
陶良女操周围人都听不懂的方言，陶南屿出生后，她才渐渐学会简单与女儿沟通。她会用自己的家乡话跟陶南屿聊天，但还没到陶南屿记事的年纪，她的话已经越来越少了。
陶南屿还记得，乔慎的《苦葡萄》在电视上播放时，围在井边洗衣的女人常常议论被苦水泡大的葡萄。聊着聊着，有人就会说：“比阿良女还苦！”
在注目与笑声中，陶良女抿着嘴眯起眼睛，姑且算是跟着笑，但不答话也不应声。
后来陶南屿想，也许那时起，母亲已经拒绝跟世界有所交流。
“陶良女”的名字是大伯起的。陶南屿两岁时，全国人口普查，村里统一给黑户上户口、办身份证。大伯和父亲带母亲去拍照，登记名字时，她说了个乳名，音节奇怪，辨不清是什么字。
最后落实到纸面上的，是“陶良女”。
她识得一些字的，只是脑子不灵光，反应很慢。她懂得自己原本的名字吗？如果不懂写，或者曾依稀辨认出形状吗？陶南屿再也得不到答案了。
村里人都说阿良女有点傻。说这话时他们指指脑袋，心照不宣地笑。
被陶圭娶回家是阿良女的福气。不然早就死在海里了。不然不知道又被卖到哪里。
嗡嗡的议论声从小就包围陶南屿。亲戚们生怕她也跟母亲一样“傻”，每次见到她都要考一考她的功课和算术。
被剪刀剪破虎口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刀刃切入皮肤，流出血的时候陶南屿吓得哇地哭了。一切只不过因为她把杂志上乔慎的照片剪掉了一只手，她怯怯问母亲：怎么办？
同样拿着剪刀的陶良女立刻抓起她的手掌，挥动手里的凶器。
伤口不深，没有缝线，去医院后医生用纱布包紧她的手，叮嘱她不要乱动。陶南屿哭哭啼啼地跟着大伯回家，听见父亲在房中踢打的声音。
陶良女凄惨地哭叫，陶南屿浑身发抖，大伯捂紧她耳朵把她带走。
母亲被锁在房间，和她满墙贴着的乔慎照片一起。晚上陶南屿疼得睡不着，想起阿爷说要罚母亲好几天不得吃饭，她找出没吃完的半碗粥，悄悄上了山。
她走得很慢，一路只有月亮陪伴。
那时候老屋的窗户还没封死，她敲敲窗，母亲红肿的脸便出现了。她头发被拔走几撮，鼻子下有干了的血迹，眼睛几乎睁不开，但吃力支撑着，看陶南屿。
陶南屿把碗放下，用脚和唯一能动的手把石头挪动到窗下，踩上石头端起碗，给陶良女喂粥。陶良女又饿又渴，呼哧呼哧喝完。
“手。”陶良女很少跟陶南屿说话，陶南屿爬下石头时忽然听见女人有点儿嘶哑的声音。
陶南屿立刻又爬上石头，垫脚站起。她这时候才觉得委屈和痛，拼命从窗户铁栏的缝隙里把包满纱布的手伸进去。她有一瞬间感到恐惧，想起手持剪刀的母亲。但陶良女很快轻轻握住她的小手，往伤口吹气。
陶南屿抽泣了。她忽然想依偎着母亲，想诉苦，想在她怀里哭，做天底下所有小孩都可以做的事情。
陶良女的手从铁条之间探出，抚摸陶南屿伶仃小脸，喃喃低语，吻了吻她蜷曲的指尖。
陶南屿从此忘了痛，也忘了这伤疤是母亲所赐。
她不顾父亲和大伯的禁令，每天都往山上跑，带去新摘的野果、滚烫的粥水和菜。有时候路上会扯一把野花，笑嘻嘻塞到窗里送给陶良女。
母女之间好像有心灵感应。在没有时钟的房间里，陶良女总是在女儿该来的时候等在窗边。有时候遇到大雨，山路湿滑，她会大声呵斥陶南屿，用陶南屿能听懂的话赶她走：“回家！回家！”
陶南屿不怕雷也不怕雨，她缩在屋檐下跟陶良女说自己多么英勇，一路上越过多少障碍。陶良女笔直地把手伸出窗外，举起一件衣服，为她遮挡檐下的雨水。
“现在想起那半年，我还是觉得很幸福。”
二十多岁的陶南屿双眼被灯火映亮，她没有含泪，而是确实感到幸福。连带着被她这样注视的乔慎也心头颤动。
“她那时候看的不是你，是我。她会等我，会思念我。”
这一关就是整整半年。
岛上的小学来了几个年轻的支教老师，他们挨家挨户地进村走访，把辍学的小孩拉回校园。他们发现了年幼的陶南屿，当然也随之发现了被关在山腰小屋的陶良女。
有些事情族人间可以相互隐瞒，因为揭露了会带来麻烦，且谁都不想跟同族人闹翻。但事情一旦被外人发现，性质就全然变了。
陶良女得以离开小屋，老师和上门来调解矛盾的干部不知说着什么。陶南屿高高兴兴贴近母亲，勇敢地抱住她的手臂。这是她从朋友和电视上学来的姿势。
成年后的陶南屿总认为自己变得越来越胆小，勇气也越来越匮乏。彼时只有几岁的她，已经把虎口的伤全都忘记，以为母亲会如想象中一般紧紧地抱住自己。
然而周围太多陌生人，太多嘈杂声音。陶良女失控了，她慌张推开陶南屿，窜回房间，重新把自己关在里面。
老师们说陶良女需要去看病。村人纷纷解释：她来的时候就有点傻。
几个年轻人出奇固执：那更应该去看病。>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